1.唐宋词的文体特征宋词一般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 北宋初期，晏殊晏几道父子、欧阳修等人的写作以小令为主，基本上沿袭五代词风。至柳永出，宋词才有了大的拓展。 在内容方面，柳词多反映封建士人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生活与情感；在形式上，他发展长调体制，填写了许多“慢词”。柳词还善于铺叙和展衍，语言通俗，长于白描，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 苏轼以其《东坡乐府》打破了“词为艳科”的旧框架，以黄钟大吕之巨响，开出惊涛拍岸之新天地，人称“豪放派”。从此，咏史、怀古、说理、谈玄、议论等无不可入词。 以苏轼为中心，元佑词林出现了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著名词人，形成了词作的鼎盛局面。周邦彦集婉约派之大成，其词格律精严，风致醇雅，在格律规范化和表现技巧方面作出了楷模，人称“词林正宗”。 北宋末年李清照于“苏豪”、“柳俗”、“周律”之外另避蹊径，形成“易安体”。前期词多写闺中少女情思，后招多悲叹身世，感慨时事。 其词清新雅洁，文词优美，为一代词坛高手。 南宋初年词风大变，李纲、张元干等抗金志士写出了一大批爱国主义词作。 稍后大词人辛弃疾横空出世，以磅礴之气势、遒劲之风格，昂扬踔厉之精神面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开创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壮美境界。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人的词作亦闪灼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姜燮继承发展了周邦彦的词风，其词讲究词藻音律，“襟韵高、风神潇洒”，成为南宋格律派的代表人物，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皆属于格律派，有不同程度的唯美主义倾向。南宋末年，民族矛盾激化，文天祥、汪元量、刘辰翁等辛派词人，以其英雄主义气慨为宋词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今人唐宋词选本很多，兹介绍两种：一是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共选词251首，分为三卷，所选之词大体上体现了词家风格和词的发展途径；注释多有新意。二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宋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选词312首，由作品、注释、说明、作家小传几部分构成。 选录作品以苏丰词为重点，注释较为详尽。 2.花间词的特点“花间词”是一种早期的词，从它的来源《花间集》得名。 一般说来，词以长短分类：“慢词”最长，自九十至二百多事，故亦称“长调”；自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五十九字以内为“小令”。《花间集》所收，只有小令和中调而没有长调慢词。这倒并不是选者对小令有偏好，故摒弃慢词而不录，实在因为自晚唐至五代（甚至在北宋初年）慢词还没有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早期选集《尊前集》也是如此，只收小令和中调。 总体上说，花间词都是婉约词，而婉约词则远不止花间词。花间词是婉约词第一阶段产物，开婉约词风气之先，在词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3.唐宋词的文体特征唐宋词的艺术魅力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独特的形体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唐宋词形体美的特征有一个基本的体认和揭示。 早在宋代，词就出现了“长短句”的别名，表明宋人已经对词以长短句为主体的形体特征有所体认和揭示。又如清人亦有“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之类的比喻（清田同之《西圃词说》），以壮士比诗，以美人喻词，不仅是就风格意境而论，也是就形体特征而言。的确，词以长短句为主体的形体特征，比之以齐言句为主体的古体诗尤其是近体诗而言，犹如美人之比壮士，具有一种窈窕妩媚、袅娜多姿的形体之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和描述唐宋词形体美的特征。 一、标题形式更丰富多彩 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又称“词调”、“词牌”。一首词的调名，与一首诗的诗题并不相同，诗题是诗的内容题材的规定与揭示，词调则是乐曲内容及其性质的标志。唐五代人填词，词的内容往往与曲调内容相符合，古人称之为“赋咏本调”或“缘题而赋”，这种情况下，词的调名实际上具有代词题的作用。后来，词的内容与曲调内容逐渐分离开来，调名则只表示它的音乐性质与格律特征，于是有些词人便在调名下另加题目或小序，以揭示创作缘起及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北宋中前期词坛，从张先到苏轼，词题、词序的运用开始逐渐增多，至南宋才进一步流行起来。 这样，一首词在标题的形式上有调、有题、有序，比之传统的诗歌较单调的标题形式（极少数诗篇题下有序）显得更为新颖多姿；比之大多数诗题（尤其是宋代诗题）的冗长乏味来，词调大多以三字为题，而且优美动听，也能令人产生更丰富的审美联想；同时，词序的写作（如苏轼、姜夔等人的词序）也更注重艺术性和抒情性，与词作本文的配合更密切，颇具相映成趣之美。 二、体制结构更摇曳多姿 词在外在形体上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片、段的划分，这与齐言的古体诗及近体诗凝固的单调的板块形体形成鲜明的对照。 词属单独一段的，称为“单调”或“单片”；有多至三段、四段的，称为“三叠”、“四叠”；大多数的词分为两段，称为“双调”或“双叠”。作为入乐歌唱的歌词，词的分片，主要是依据乐曲的分段而来的。唐宋时代，乐曲的一段叫一“遍”。“遍”又作“片”，也称“阕”。乐曲有几遍，歌词也就相应地有几片。唐五代人填词，大多选用单遍的曲调，即“小曲”、“杂曲”，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酒筵娱乐歌唱。乐曲分两遍的最多，故词中的双片体或双叠体也最多。两遍的乐曲在演奏和演唱时以暂时休止来表示，而歌词的上下片之间在书写和刻印上则以空格为标志。三叠、四叠的词调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曲调太长，不便于歌唱和流行的缘故。 如此，词的片段的划分，不仅打破了齐言诗凝重方板的主体结构，使得中国古代的诗体走上了解放之路，而且创造了更灵活更多样的形体结构方式，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形体美的内涵。 三、句式句法更参差多变 词在形体上还有一个一眼就能看出的最重要的形体特征，即长短错落、参差不齐的杂言句式，故词又有“长短句”之称。 唐宋词中虽然也有少量整首词全为五言或全为七言句式的齐言体的作品，但长短句已占据词体的绝对主导地位。唐宋词中的句式，从一字句到十一字句应有尽有。而且句法也更加灵活多变，突破了一般诗歌的节奏和句法，可谓长短并用，奇偶相生，极尽错综跌宕之姿。据电脑统计，《全宋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句式依次是：四言句、七言句、五言句、六言句、三言句。可见宋词的句式已打破了长期以来五、七言的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传统格局，堪称中国古代诗体演变的一大进步。唐宋词的长短句式，虽极尽参差变化，但又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依曲拍为句”，有具体的法度规范可以依凭。乐句有长短，节拍有急慢，因调而异，各调不同，那么依调填词，随物赋形，词也就自然形成了长短不齐、参差多变的句式特征。据清人所编《词律》、《词谱》等书来统计，唐宋金元各代所用词调约有800多调、2300多体。不仅各调体制不一，而且一调多体。调和体的区分，既有篇段体制上的差别，也有平仄音韵上的不同，而句式句法的变化更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 词的参差多变的长短句式，与摇曳多姿的篇段结构、乃至新颖多样的标题形式等因素的结合，共同构成词体的外观形象，给人以超越凝固方板的传统诗体的袅娜之美；再加上丰富多彩的韵声韵位的变化、精严多样的字声配合，唐宋词于是形成了成百成千的“调”与“体”，真是琳琅满目，各具风采，构成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画廊中一道绮丽的风景。 4.唐诗宋词的来历以及特点1.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 2. 在宋代，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 3. 初唐诗人有骆宾王、王 勃、卢照邻、宋之问、杜审言、杨 炯、陈子昂、沈全期、王 绩、李世民。盛唐诗人有李白、杜甫、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李颀、顾况元等。晚唐诗人有李商隐、温庭筠、杜牧、陈陶、马戴、杜荀鹤等。 4. 宋词特点：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 5. 唐诗特点：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主要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5.诗经 唐诗 宋词的特点比较《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 “古者《诗》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也称《诗三百》。 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 《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及代表作。 《诗经》“六义”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这三个说的是内容，赋、比、兴，，这三个说的是手法，这就是》“六义”。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31篇）和《大雅》（74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 它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 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 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 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 辞气不同，音节亦异。 」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 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 6.宋词是一种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 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 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节拍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 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的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 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言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 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委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 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 他把词从娱宾助兴的天地里解脱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 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 “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 “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 词虽分片，仍属一首。故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 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 词的平仄诸韵分别具有声情之美。 一般说来，平声声调长，不升不降，宜于慢声吟唱，表达不尽的情意、盎然的韵味。仄也称“侧”，是不平之意。 诗词中仄声包括上、去、入三声，声调都是短的。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特别短促。 以欹侧短促的仄声押韵，易于寄寓奇拗不平的感慨，令人激动不已。 不少词调中平仄诸韵递押，也就是长短声调递用、平调与升、降调或促调递用，不仅声调抑扬顿挫，激荡而和谐，蕴蓄的感情也显得更加丰富曲折。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 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