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代各个词人的写作特点晏殊：《宋史》本传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 尤工诗，闲雅有情思」。间或流露出旷达的情怀，概括出对人们有启迪的人生哲理。 艺术风格和婉明丽，清新含蓄。所作皆为小令，善于即景抒情，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构成形神兼备的意境，写景重其精神，前人评为「更自神到」。 语言精炼浑成。这是他的词作内容虽一般却能万口流传的主要原因。 在小令的写作技巧上，晏殊有所发展，且使之日臻纯熟。 欧阳修：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 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 苏轼词的特点 一、“以诗为词”：形成豪放雅词 苏轼豪放词既然在题材、结构、情调、形象、内涵诸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窠臼，也就必然引发对词的形式自身的革新。 这方面，通常被学者们评为“以诗为词”。题材的开拓，正指示了由婉约而豪放，由“俗”而“雅”的方向。 二、以我观照万物：人物形象的豪放雅格 苏轼词中的主人公形象和角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就形象而言，苏轼之前的词作中，大多是柔肠百曲之士，千娇百媚之态。 多为女性形象：花间及晏欧文人词一派多是上层女性形象，柳永笔下则多为沦落风尘的女性，而男主人公也多是“执手相看泪眼”的情郎。而在苏轼的豪放词作里，则或是“聊发少年狂”的“老夫”，“亲射虎”的“孙郎”，“欲乘风归去”的酒徒，“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豪杰等等。 不仅如此，从词人抒情的角度来看，苏轼更进一步把自我推向了词这一艺术舞台的前台。花间词人如同情窦未开的少女，隐在薄薄的幕帷里，显示着含蓄的少女魅力，柳永则如放荡的少妇，向你展示她美妙的胴体。 故前贤说，花间妙在“不尽”，而柳永妙在“尽”，但他们“尽”也好，“不尽”也好，词人都如同导演一样，只在幕后；或如同高妙的皮影大师，在台底操作着他们的美人表演。而苏轼则既是导演，又是主人公，他把自己直接推向前台，特别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世人坦露无遗。 从前文所举的四例来看，两例是词人自我，两例是以古人象征自我。还可以举出几十句表现自我的词句：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 （《蝶恋花》）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永遇乐》） 我是世间闲客，此间行。 （《南歌子》） 但令人饱我愁无。 （《浣溪沙》） 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水龙吟》） 不仅以我写我，以他人写我，还以天地万物写我。以“我”之目光观照万物，则万物莫不着我的性情。 如“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寄参廖子》）。潮卷潮落， 本为自然，东坡眼中，皆因“情”字不同，因而会发出“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的痴想。 这种景况，恰如词人所说：“无情流水多情客”（《劝金船》）是也 三、使用醉酒的道具：摆去拘束以形成豪放雅格 苏轼在词中常常使用“醉酒”的道具，以使其中的人物能更潇洒、更超脱、更能摆脱人类社会的种种理性束缚。 当然，“酒”可使词作豪放，却不一定以酒入词就是豪放词。 词本来就是酒宴歌席前的产物，但真正能达到上面所说的作用，还应说是始于苏轼。酒对人的作用、感觉应该说是大抵相似的，但不同的性格、思想的人，在与酒结合后，会产生不同的情怀。 柳永之前，写酒之词，尚无名篇佳句，算来也只有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最为有名了。但酒醉使他幻思的却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境界。 这自然是典型的婉约情境。再看他的一首以写酒为主要背景的词《御街行》（上片）： 前时小饮春庭院。 悔放笙歌散。归来中夜酒醺醺， 惹起旧愁无限。 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 “酒”不但不能使他豪放，反而“惹起旧愁无限”，将其低俗的情怀推向了极致。 醉酒不仅使东坡摆去拘束，豪放不羁，而且酒后吐露真言，或者不如说是借酒遮面，来表达正常状态不便表达，甚至不能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四、以议论入词：表述方式的豪放雅格 传统的词作，以含蓄蕴藉为审美特征，以细腻深入的情景刻划为特征，以传统的意象为主要表达方式，很少直接抒情，更不用说直接发论了。 而苏轼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的情感、观点和认识，更透脱地表现自我，就将他在诗文中 常用的“议论”引入到词中，从而成为“豪放雅词”的一个艺术特征。 如一曲《满庭芳》，便是全篇发论： “议论”不过是一种表述方式，并不一定以“议论”入词就能写出豪放词。 而是要看由谁发论，发什么情感色彩的“论”。易安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写女性柔弱悲苦的内心，表现了一种阴柔之美。 而苏轼的议论，却是大气磅礴，宏观鸟瞰，将世俗看得重似命根的名利说成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充满了苏轼特有。 2.宋代词人的风格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王禹偁也被宋人看作白体诗人，但事实上他的诗风却同中有异。 王禹偁自幼喜爱白诗，早年写过许多闲适的唱和诗，然而他学习白诗并未囿于闲适诗，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尤其是在谪居商州时期，他相当自觉地学习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 从总体上看，王禹偁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已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他的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 寇准是宋初“晚唐体”诗人的代表，艺术上主学“晚唐”，长于五律，苦吟琢句，诗境狭窄，但他的诗风对“晚唐体”也有所突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收寇准古体、律、绝各体诗歌凡二百六十余首。 寇准诗歌既有晚唐风致，又深受盛、中唐诗人的影响，是宋初“晚唐体”诗人中身份特殊、风格较为独特的一位。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虽然无法与其他宋诗大家相颉颃，但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钱俶之子。 归宋后，历任翰林学士等职。擅诗词，是“西昆”派的主要诗人。 风格清新、香艳、宛转、细腻。其诗词在当时曾有一定影响。 范仲淹诗、文、词都有成就，语言简练，风格豪迈。诗歌创作继承了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给以后的诗**新运动开了先河，有《范文正公集》。 张先是北宋前期的著名词人，其作品多描写宴饮游乐的生活，抒写离愁别绪、相思怀人、伤春悲秋一类情怀.但与当时许多词人追求的雍容富贵、闲雅婉约而又消沉的词风不同，张先的作品表现出一种从容清丽、含蓄淡远的风格.他的词不萧瑟低沉，常常在淡雅的画面或充满活力的景象中，显现出令人振奋的亮色和美好的憧憬。 晏殊诗文富闲雅而有情思。 其诗文集有二百四十卷之巨，内容多吟咏富贵气象及闲情雅思。他一生富贵优游，所作多吟成于舞榭歌台、花前月下，而笔调闲婉，理致深蕴，音律谐适，词语雅丽，为当时词坛耆宿，在北宋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李清照的词，具有女性独有的细腻，这使她成为婉约派的代表。这位南北宋之交的词作大家，其词的内容虽然没有摆脱爱情与离愁别恨的传统范围，但在南渡后，她的词更多地表现出对国家、人民和个人际遇的深沉伤感。 她的词对女性内心世界的严肃而深刻的描绘，于委婉细腻中一洗以往词作的妩媚不实的气氛，给词坛带来清高的意趣、淡远的情怀、空灵的意境，使她最终成为宋代词坛的杰出女作家。 辛弃疾是豪放派的诗人，他的作品是意境深远，气势宏伟，风格豪放悲壮。 其爱国词多抒发报国的壮志，揭露投降派的可耻行径，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意境深远，气势宏伟，风格豪放悲壮。其描绘田园风光的词，咏赞祖国河山，也借啸傲山水、流连诗酒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情景如画，笔调轻灵，风格清俊淡泊。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和南宋前期爱国词人的传统，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境界更阔大，手法更多样，融进了诗歌、散文、辞赋、经史百家成语，语言丰富多采，是豪放词的集大成者，推动了词风的转变，在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词中也有大量清丽婉媚的婉约之作，反映了作者多方面的精神生活和艺术造诣。 柳永，有“豪苏腻柳”之称，柳词如江南二八少女，清新婉约，细腻独到。 在宋代文学史上，欧阳修曾以诗文创作和倡导诗**新成为文坛领袖。 他的散文，开启了一代文风，促成了宋代散文创作的兴旺和繁荣。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体现出平易的风格。 陆词的风格是多样的，但是以豪放为主。他的豪放，不同于苏轼的飘逸，也不同于辛弃疾的沉郁，而近似于"悲慨"的风格。 他的婉约，不同于秦观，丽而不纤，柔而不弱。陆词外相、直率的性格使得他的词感情强烈，直抒胸臆，这也是陆词最大的风格。 苏轼词在风格上的突破.苏轼词风可分三类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代表作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呃。只找到这么多 李清照 （1084~约1155） 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山东济南人，婉约词宗。 生于北宋元丰七年，山东章丘，逝于临安，享年七十一岁。历史上与济南历城人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 其父李格非，北宋齐州历城县人，齐鲁著名学者、散文家。母王氏，知书善文。 夫赵明诚 ，为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金石考据家。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工书能文，通晓音律。 婚后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整理，编写了《金石录》。中原。 3.宋朝三大词人的作品特点和作者生活的时代有何联系1、苏轼词及特点：苏轼开创一代词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的词豪迈奔放。 作品特点和作者生活的时代的联系： 苏轼（1037-1101），生活在北宋时期，年轻时经历了北宋社会的繁荣。中年以后，北宋繁荣的背后开始出现危机，他本人也因为与他人政见不合而屡次被外放为官，既有失意更练就了豁达的性格，所以他的词风呈现豪迈奔放的气势。 2、李清照词及特点： 委婉含蓄，清新淡雅 作品特点和作者生活的时代的联系： 李清照生活在两宋之交。前期她生活优裕，婚姻幸福，词风委婉含蓄，清新淡雅。北宋灭亡后，避乱江南，丈夫去世，朝廷不思北伐，苟安江南，她的词哀怨悲凉。 3、辛弃疾词及特点：慷慨激昂，悲凉，充满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作品特点和作者生活的时代的联系：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4.柳永北宋词人其诗歌特点柳永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心作词的词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写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景祐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妓女捐钱安葬。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 柳永词作流传极广，有云“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 5.宋初词的特点宋太祖赵匡胤在公元960年立国，三年之后开始了统一全国的征战，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赵光义灭掉南汉为止，正式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局面，而分布于诸国的词人也陆续入宋，至此海内词人，基本归一。但是从北宋立国直到真宗天禧年间的大致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词的创作却进入了低谷。后蜀广政三年（939）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陶醉的“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这种“诗客曲子词”的创作氤氲，“广会众宾，时延佳论”的词人创作盛况，虽然仅隔二十余年，却已风光不再。正如五代词人是唐、宋词人的过渡，宋初五十年也是五代词人向宋代词人转化的时期，而词坛的岑寂，恰是其中的一个特征，我们可以把它和持续时间差不多相同的五代、以及宋代后来的情形相比较： 整个五代50余年间，今存词的数量达800余首； ；宋初50余年，仅有16位词人，存词48首；而两宋319年的时间，有作品存世的词人为1300余家，词作21400余首。 显然，宋初五十年间词坛十分萧条，堪称词史发展的低潮期。但是这五十年却又是宋词达到繁荣顶峰的必经阶段，它对于后来宋代词人独特的人格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经过这五十年的沉寂和过渡，五代词人的浮躁之气、靡艳之色逐渐消歇褪去，宋人以词陶写情怀、表现士大夫风度的传统开始形成。可以说，对词人来说，这是一个洗尽铅华、展现真淳，从而走向成熟的时段。 6.宋代各个词人的写作特点晏殊：《宋史》本传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 尤工诗，闲雅有情思」。间或流露出旷达的情怀，概括出对人们有启迪的人生哲理。 艺术风格和婉明丽，清新含蓄。所作皆为小令，善于即景抒情，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构成形神兼备的意境，写景重其精神，前人评为「更自神到」。 语言精炼浑成。这是他的词作内容虽一般却能万口流传的主要原因。 在小令的写作技巧上，晏殊有所发展，且使之日臻纯熟。 欧阳修：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 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 苏轼词的特点 一、“以诗为词”：形成豪放雅词 苏轼豪放词既然在题材、结构、情调、形象、内涵诸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窠臼，也就必然引发对词的形式自身的革新。 这方面，通常被学者们评为“以诗为词”。题材的开拓，正指示了由婉约而豪放，由“俗”而“雅”的方向。 二、以我观照万物：人物形象的豪放雅格 苏轼词中的主人公形象和角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就形象而言，苏轼之前的词作中，大多是柔肠百曲之士，千娇百媚之态。 多为女性形象：花间及晏欧文人词一派多是上层女性形象，柳永笔下则多为沦落风尘的女性，而男主人公也多是“执手相看泪眼”的情郎。而在苏轼的豪放词作里，则或是“聊发少年狂”的“老夫”，“亲射虎”的“孙郎”，“欲乘风归去”的酒徒，“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豪杰等等。 不仅如此，从词人抒情的角度来看，苏轼更进一步把自我推向了词这一艺术舞台的前台。花间词人如同情窦未开的少女，隐在薄薄的幕帷里，显示着含蓄的少女魅力，柳永则如放荡的少妇，向你展示她美妙的胴体。 故前贤说，花间妙在“不尽”，而柳永妙在“尽”，但他们“尽”也好，“不尽”也好，词人都如同导演一样，只在幕后；或如同高妙的皮影大师，在台底操作着他们的美人表演。而苏轼则既是导演，又是主人公，他把自己直接推向前台，特别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世人坦露无遗。 从前文所举的四例来看，两例是词人自我，两例是以古人象征自我。还可以举出几十句表现自我的词句：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 （《蝶恋花》）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永遇乐》） 我是世间闲客，此间行。 （《南歌子》） 但令人饱我愁无。 （《浣溪沙》） 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水龙吟》） 不仅以我写我，以他人写我，还以天地万物写我。以“我”之目光观照万物，则万物莫不着我的性情。 如“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寄参廖子》）。潮卷潮落， 本为自然，东坡眼中，皆因“情”字不同，因而会发出“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的痴想。 这种景况，恰如词人所说：“无情流水多情客”（《劝金船》）是也 三、使用醉酒的道具：摆去拘束以形成豪放雅格 苏轼在词中常常使用“醉酒”的道具，以使其中的人物能更潇洒、更超脱、更能摆脱人类社会的种种理性束缚。 当然，“酒”可使词作豪放，却不一定以酒入词就是豪放词。 词本来就是酒宴歌席前的产物，但真正能达到上面所说的作用，还应说是始于苏轼。酒对人的作用、感觉应该说是大抵相似的，但不同的性格、思想的人，在与酒结合后，会产生不同的情怀。 柳永之前，写酒之词，尚无名篇佳句，算来也只有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最为有名了。但酒醉使他幻思的却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境界。 这自然是典型的婉约情境。再看他的一首以写酒为主要背景的词《御街行》（上片）： 前时小饮春庭院。 悔放笙歌散。归来中夜酒醺醺， 惹起旧愁无限。 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 “酒”不但不能使他豪放，反而“惹起旧愁无限”，将其低俗的情怀推向了极致。 醉酒不仅使东坡摆去拘束，豪放不羁，而且酒后吐露真言，或者不如说是借酒遮面，来表达正常状态不便表达，甚至不能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四、以议论入词：表述方式的豪放雅格 传统的词作，以含蓄蕴藉为审美特征，以细腻深入的情景刻划为特征，以传统的意象为主要表达方式，很少直接抒情，更不用说直接发论了。 而苏轼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的情感、观点和认识，更透脱地表现自我，就将他在诗文中 常用的“议论”引入到词中，从而成为“豪放雅词”的一个艺术特征。 如一曲《满庭芳》，便是全篇发论： “议论”不过是一种表述方式，并不一定以“议论”入词就能写出豪放词。 而是要看由谁发论，发什么情感色彩的“论”。易安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写女性柔弱悲苦的内心，表现了一种阴柔之美。 而苏轼的议论，却是大气磅礴，宏观鸟瞰，将世俗看得重似命根的名利说成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充满了。 7.宋代文人的性格特点都有什么宋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来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规模扩大了，朝廷因此大量增设了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进士及第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 “殿试”考选，显示了君权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条路。凡此种种，从积极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对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宋代文人几乎只有经过科举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宋代文人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束缚。宋代君主有一套笼络与挟制知识阶层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所以，看起来宋代君主一再强调“文治”，实际上骨子里对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他们至多不过是把文人看作是装配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正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集中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德的延续，关键在于一个“内转”，即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仪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历史的另外一些特点，也从客观上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自觉依附。由于历年来的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缘故，宋代有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变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振兴国运，以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来影响当权者，激励老百姓。而每当外患严重、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对政治、对道德节操的关注放在最高地位。 总结以上所述，来归纳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这样说：他们逆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