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睌唐诗歌有哪些晚唐诗歌的艺术特点：伤感无奈，细腻柔软。借古讽今，颓然消极。 晚唐时社会状况急转而下，宦官专权、藩镇割剧、又爆发了最终令唐王朝轰然坍塌的黄巢大起义，面对这种情况，诗人们大都忧时嗟生、消极悲观，关注对象从社会转入自身情感，吟诵男女之情蔚成风气，艺术格调上，一方面继承中唐精工雕琢的“人工之美”诗风，另一方面也推重天真隽永、平淡的诗风。依风格可大致分为五类：以杜牧、许浑为代表的清丽感伤风格，追求语言典丽、空灵飘逸的感伤诗风；以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深婉绮艳风格，李深婉蕴藉，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诗人，而温则开香艳一派；以司空图、陆龟蒙为代表的隐逸诗风；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苦吟诗风，贾凄清幽曲，姚平淡含蓄；以郑谷、韦庄、罗隐、杜荀鹤、皮日休等人为代表的乱世悲慨与怨刺诗风 ，郑谷、韦庄、皮日休乱世悲慨，罗隐、杜荀鹤怨刺讥弹（注：隐逸派与乱世悲慨、怨刺常互有穿插，不能决对论之） 2.古诗中蝉的意思是什么蝉，作为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弱小生命体，朝饮甘露，暮咽高枝，夏生秋亡，在苍茫宇宙中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正是它的这一生命规律博得了文人墨客的厚爱，蝉被带入文学作品中吟咏赞叹，尤其是在诗词中成了较多的描写对象。从《诗经》到魏晋以来，“咏蝉文学”迅速发展。 本文试以寄托的角度去窥探蝉意象在诗词中的流变过程。一 意象与寄托 纵观诗词理论，不难看出意象是诗词的重要特征，尤其在古诗词中。 诗歌评论家鲜明的提出“古诗之妙，专求意象”（胡应麟《诗薮》）。意象从某种意思上说是作者渗透其中的思想感情，更是由客观事物触发的人类意识活动的表现。 黑格尔认为它是“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性的真正的客观性这两方面的统一。”我们可以得知客观物象与主观的心意一旦组合起来，各种意象就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越鸟巢南，昆鸡悲鸣，景非一时，物非一地，而且本来不具有特定含义的物象，由于作者带上特定的思想感情把两个层面加以组合，便产生了崭新的意义。蝉在诗词中的意象存在便有了合理的依据。 钱钟书提出“诗中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此，意在彼’即可谓之有寄托”。寄托在诗词理论上是举足轻重的，前人认为咏物诗词以寄托为上乘。 南宋词家出现了寄托一派。宋四家词选序论云：“咏物最争寄托意，以意贯串，深化无痕。” 张炎也在《词源》中提出了“所咏撩然在目，目不滞留于物。”的创作规范。 因此，我们可以说咏物诗词奇妙之处在于有寓意，而寓意的绝妙之处不能指实，它所寄托的是某种情感，心态和人生感悟。咏蝉诗词作为咏物佳品势必渗透了恰到好处的意象和寄托。 据此，我们可以通过在诗词中有无寄托，观看其意象流变之美。二 没有寄托的蝉诗 作为微小的生物而被诗人关照进入诗词中，就其初始阶段而言，仅仅是一种客观自然物，这主要体现在先唐诗歌中。 蝉最早出现在《诗经》中的《七月》：“五月鸣蜩”，蜩即蝉。蝉儿叫是以季候带出农事的真实写照。 另外一首是《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朱熹评注说“蜩，螗，皆蝉也。如蝉鸣，如沸羹，皆乱人意”。 可见，蝉鸣这一生活特征已经引起了诗人的注意，诗歌表现了昆虫鸣叫的原始生活习性。“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礼记*月令》），蝉与蟋蟀等小昆虫一样，是单纯的一种物候。 随着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以蝉作为描写对象的诗歌大量出现了，但作者并非有意赋物，还没有寄托之意。梁代范云《咏早蝉诗》“生随春冰薄，质与秋尘轻。 端绥挹霄清，飞音承露清。”此诗写出了蝉的形体、声音及活动时间等诸多面特点，对其生活方式进行了细腻贴切的描述。 另如梁代沈君攸《同陆廷尉惊早蝉诗》“日暮野风生，林蝉候节鸣。地幽吟不断，叶动噪群惊。” 又如隋代的王由礼《赋得高鸣蝉诗》“园柳吟凉久，嘶蝉应序惊。露下绥恒湿。 风高翅转轻，叶疏飞更迥。”等等这些诗，要么写在秋风暮晚中的鸣叫，要么写生命活动的情况，但大体上都描写了蝉生活环境以及特定环境下的存在空间，不能不说是咏物的优秀作品。 尽管这类咏蝉诗没有寄托这一体例的巧妙运用，但仍保持其固有的风格。一直沿袭下去也出现了不少好的句子，为诗词增添了亮色。 显示出独特的情致。但真正使蝉在诗坛名气大噪的，则是有寄托的作品。 三 寄托赋予蝉的意象美 蝉，能在诗坛上博得美名，有赖于寄托在唐诗中的发展。众所周知，唐是诗歌的时代，寄托一法到了唐人笔下，开始摆脱生硬稚嫩的手法，进入到一个运用自如，兴寄无端的境界，托物寓意传情超过了前朝。 许多理论源发于此。沈祥龙说：“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 这在唐代不少咏蝉诗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此时诗中蝉充当的意象，既是寄托的有意安排，又是性灵的流露。 “别愁逢夏果，归与入秋蝉”（李端《晚游东田寄司空曙》）之类的富有寄托而又体现特定意象的诗比比皆是。文人寄寓于蝉而形成一种悲剧美，构造起点缀诗坛的鲜明意象，它掩映出文人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心理感受，充分反映了诗人的主体精神。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以显示出时间变化意象在文化天道的循环的时间直线性体现出来。 引出好一种自我的时间意识，这是诗人运用寄托手法赋予蝉的最基本的意象。化成成虫的蝉的一生是十分短暂的，庄子说它“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 蝉的这一习性与诗人的情感巧妙的引起了共鸣。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自怜，使历代作家普遍产生了生命短暂而宇宙永恒的伤逝之感，其实质乃是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 “这种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与人的生命本身紧密相关联，它的核心乃是生命现象与自然运行的双向同构感应在心中引起的深刻顿悟，其具体表现为人对自身生命的惊恐、悲叹，把握和执着。”诗人刻意写蝉，看似对小昆虫的怜惜，而实质上寄托了一种“夕阳好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惜时之感，这是一种砭人股骨的力量。 初唐诗人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六首 其十二》：“玄蝉号白露，兹岁已蹉跎。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 该诗表面写蝉在白露到来。 3.古代女子结了婚是不是必须绾发结发”与“合髻”是中国古代婚礼中先后出现的两个重要的仪式。 由于两者都是以新婚男女的头发作为婚姻结合的信物，因而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处理形式上有差别。 它与外国某些民族的“结发”风俗，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上古原始社会的“结发”婚仪，已不可考。 据古书记载，“结发”婚仪在阶级社会已经深受买卖婚姻的影响。《曲礼》云：“女子许嫁，缨。” “缨”，是一种丝绳。女子许配人家以后，便用它来束发，以此表示她有了对象：“示有从人之端也。” 直到她成婚时，那条丝绳才由新郎亲手从她的头发上解下，这就是《仪礼？？士昏礼》说的“主人（婿）入，亲脱妇之缨”。 可见，“缨”确是夫妻关系的信物。 汉、唐诗歌中，多有“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重”（曹植《种葛篇》）、“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杜甫《新婚别》）之类的诗句，说的就是这种“结发”婚仪。 唐代中、后期，“结发”由婚前系缨、成婚时脱缨，变成新婚男女各剪下一绺头发，绾在一起作为信物。 唐代女子晁采与情人私订终身，还写了一首《子夜歌》：“侬既剪云鬟，郎亦分丝发。觅向何人处，绾作同心结。” 诗中描写的剪发、绾发的细节，就是“合髻”的仪式。 此后，“合髻”婚仪更是风行一时，不但民间流行此俗，而且“公卿之家，颇遵用之”（《新五代史？？刘岳传》）。 宋代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对“合髻”的仪节，说得更具体：入洞房后，男女“对拜毕，就床。……男左女右，留少头发。 二家出匹段、钗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髻’。”这种以剪下少许头发作为婚姻信物的婚俗，到明代仍未绝迹。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结发”婚仪，比用其他物品（如俪皮、雁）作为婚姻结合的凭证更原始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与霍匹印第安人的“结发”婚仪有相通之处。 上述情况表明，“结发”是新婚夫妻举行婚礼中的一种仪式，不同于成年男子的加冠或成年女子的著笄（古代束发用的簪子），因而用男冠女笄来解释“结发”是不妥当的。而“合髻”则是新婚男女各自剪下一绺头发，绾在一起，作为信物，而不是新郎新娘把头发缠在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