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趣解《诗经》：一个古代怨妇是怎样炼成的（3）怨什么？还不是怨男人花心。 不管是写庄公与庄姜，还是写庄姜与州吁，道理是相通的。一个男子，冲动的时候，兴致如狂风暴雨，欣欣然来，左挑逗，右戏弄，多情风流得不得了；另有欢爱的时候，女子是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不到，好些日子都不露面，只好眼睁睁躺在床上，希望他打喷嚏，希望他知道我在想他。 如果这个男子是州吁，那么这个女子肯定是个淫妇，诗则是淫诗；如果这个男子是庄公，那么这就是怨妇诗。 尤其是现代人解《诗经》，喜欢把《诗经》的历史背景和情境洗干净了来看，这样的一首诗更成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子偶然遭遇陌生男人的戏弄之后，既有些懊恼，又不能忘情，俨然一个骚货、淫妇。 然而，既然是古诗，我们多少还得替古人想想。 追求爱情是古今共有的人性。 这在孔子看来，也是无可非议的。三千年前的《诗经》时代，性观念上虽然比较开放，尤其是进入春秋之后，时当乱世，婚姻关系比较混乱，齐国那些嫁到鲁国的女子，大都有些淫行。 但这些行为的存在，并非就是合礼的。据《左传》记载，当时的君子就对此种行为颇有非议。 《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是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所谓“野合”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在野外乱搞，而是指不合礼的婚姻。 孔子之父叔梁纥在生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了九个女儿，纳妾生了个儿子叫孟皮，可是孟皮是个残废：病足。于是才向颜氏求婚。 大概是因为叔梁纥年龄太大，不符合当时的礼制。《史记正义》说，“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二七十四**通，七七四十九**绝。 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据此，婚过六十四矣。” 是时叔梁纥已经过了六十四岁。是故孔子后来也说，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就不该再娶。 孔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其母没有送葬，也是由于礼制的原因。 由此可见，一个贵族女子的爱情婚姻都是在礼的范围之内的。 《礼记》有明确的规定：“敬慎重正则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 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大学》也格外强调，“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这一观念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孔子选诗以教弟子，怎么可能把一首淫诗或者怨男人花心的诗拿来教育弟子呢？ 如果按照现代人的理解，那么庄姜则是在和州吁通奸，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和儿子辈的通奸，还能把它写成诗歌张扬，还能被当时的贵族君子用来“弦歌之”，我们的先民都成了些什么人了啊？ 庄姜不知什么缘故，自嫁了庄公后，一直没有生育。这在古代本来就是一件大事。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同样是一种家族血缘伦理。所以庄公宠幸州吁的生母和公子完的生母，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说他是个变心的男人。 只不过，大概是州吁的生母更讨庄公欢心，因而，有意立州吁为太子。但州吁这个人，不仅庄姜“恶之”，而且大臣也极力谏阻。 庄姜喜欢的是戴妫之子公子完，也就是后来的卫桓公。桓公得立，说明在大是大非上，当时人们的眼睛都是一致的，庄公和庄姜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庄姜知道光是美是没有用的，美而无子，更是麻烦。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不受庄公宠爱的原因何在。 她怨什么？有什么好怨的？除了命。但她懂得修德，庄姜的德在当时卫国上下都是有目可睹的。 一个修德之人是不大可能成为一个怨妇的。“德”与“怨”在当时是两个极端。 孔子就不提倡以德报怨，他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从这种思想出发，孔子显然认为庄公没有以德报德。 《终风》所唱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 庄姜在庄公死后，回想起当年与庄公的恩爱与遭际，不免伤从心起： 他当年对我的爱就像终日的风一样，那么欢乐那么开心；左亲亲右抱抱好不温情浪漫，我的心是那样颤动美妙； 他当年对我的爱就像终日的风一样，那么多情那么仁惠；暮来暮往一个晚上要来看我好几次，惹得我的情思好长好长； 他当年对我的爱就像终日的风一样，那么沉迷那么痴心；甜言蜜语说得我晚上都睡不好觉，如今想起那些誓言就打喷嚏； 谁知一转眼天色阴沉黯然无光，雷声轰隆震天响，想起他那些话儿我就长夜难入睡，以往的誓言让我实在怀想。 此情此景，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宋代的女子，“手把沾巾凭栏处，低头无暇弄红袖”，在吟唱一首宋词：“二月梢头，空留今夕的惆怅，小楼岂把往事留。相识燕归来，物是人非已白头。 莫道嫁与春风，今生孰舍孰求。放不下无尽守候，脉脉此情，纵然无荒地老也不会回头。 单飞怎胜过长相守？晓来霜林醉，处处离愁。放不下天长地久，山盟海誓，哪怕沧海桑田依然等候。 单飞怎胜过长相守？一生的情怀，付诸东流，尽付东流！” 做一个怨妇容易，做诗中的庄姜则难矣！ （编辑 红尘）文章摘自《刘绪义《诗经》心得》更多文章进入书摘频道>>>。 2.趣说诗词,谁来看看1最倒霉的船趣说唐宋诗词之最酒量最大的人----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最风骚的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最厚的冰--瀚海阑杆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最深的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最高的楼--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最快的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最深的雪--夜来城外三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最害羞的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最多愁的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最消瘦的人--席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最憔悴的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忧愁的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最大的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最长的头发--白发三千丈，缘何似个长最穷的夫人--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最远的邻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最风骚的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最倒霉的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架子最大的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世上最长的脸--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刚流到腮边眼力最差的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被风吹得最远的房子--茅飞渡江撒江郊，高者挂之长林梢。 3.诗经的一些趣闻和不为人知的故事诗经是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 年代久远恐怕很少能找到诗歌真正的背景故事，但是现在的解释里每首诗都有情境的，买一本《诗经》（《诗三百》）。关于编纂者倒是有几个趣闻： 一说孔子删诗。 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 《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 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 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 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 那么，究竟由谁来编纂《诗经》的呢？ 一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 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 《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 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 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 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 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 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 《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 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4.关于诗歌的趣谈,趣说,趣事王之涣诗名，不但后世万分景仰，即他在世时，便已声震海内。 他常与王昌龄、高适、崔国辅、畅当等名诗人交游，所作之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载“旗亭画壁”故事，便可说明当时人们对王之涣诗名的崇拜。 开元中，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来旗亭小饮，正好有10多个梨园伶官和四位著名歌妓也来此会宴，他们三人便在旁边一面烤火一面观看。 王昌龄提议说，我们各擅诗名，究竟谁胜于谁，今天我们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者。第一个歌妓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在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 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随后王昌龄又添得一道。 王之涣说，这几位为普通歌妓，唱的都是下里巴人。应看那位最佳的歌妓唱的是谁的诗。 若唱的不是我诗，刚终身不敢与你们二位争衡了。待那名妓唱时，果然为王之涣之诗，三人不觉开心笑起来。 诸伶因他们大笑而见问，知是王之涣等，非常高兴，即拜请他们人席。旗亭画壁，遂成典故。 元人还编成杂剧上演。从此可见当时王之涣诗名之盛。 5.关于《诗经》“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2]很明显，风、雅、颂是属于《诗经》的文体分类，赋、比、兴是指什么，则没有说明。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 一般说，赋、比，都比较清楚，兴就有疑问，后人的解释分歧很多。至今也没有定论。 刘勰所谓“风通而赋同”，即风雅颂相通，赋则作为诗的一般表现手法，“通正变，兼美刺”，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比较好理解，惟独比和兴问题，历代解释很多。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一、三种不同角度的解说 政治的解说。如汉代的“比刺兴美”说。 这是汉儒的经学的解释。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3]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抒情的诗歌中，离开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就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牵强附会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 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 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 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这种读诗的方法承继的是郑玄的政治解释方法。 这种方法特点是用政治遮蔽艺术，用意识形态曲解诗义，离开了诗歌的常识，是不可取的。 语言的解说。 朱熹的解说可作为代表。朱熹在《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4]赞成此说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说中，强调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技巧。 这种解说与郑玄的政治教化说大异其趣，无疑把解说推进了一步。从单纯的训诂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作为一种语言解说，用之于非文学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于文学作品似乎就还隔着一层。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离开情感，单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很难把属于情感世界的诗歌解说清楚。 实际上，对于这种解说，连朱熹本人有时也是怀疑的。（详下） 文学的解说。 最值得重视的解说。具体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刘勰的“比显兴隐”说，钟嵘的“文已尽意有余”说，宋人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 近人徐复观的现代解说。这里先简单介绍钟嵘、李仲蒙的说法，然后再回过来重点阐述刘勰的说法以及徐复观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钟嵘看来，三者都是文学的方法。 因为运用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者丹采”，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其中，对兴的又以“文有尽意有余”来解说，这就把“兴”的含蓄蕴藉的文学功能说得比较清楚。 这种看似“与训诂乖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说，“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的解说。恰恰揭示了“兴”的文学功能，是十分有意义的。 钟嵘对“兴”的这种解说影响很大，唐代以来的诗学实际上是沿着“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进。 宋人李仲蒙的解说也很有意义，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5]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在他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 “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 这就比传统的解释进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创作中对于“赋”的 要求。唐代许多诗人用“赋”，的确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主要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 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问题，作者还必须在比喻中表达作者真挚的感情。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这。 6.《诗经和楚辞》内容大概讲的是什么《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是春秋末年产生的我国最早 的一部诗歌总集，现存305篇，简称“诗三百”，收集了从西周 初期到春秋末期共500多年间的各类音乐作品，《墨子•公孟篇》 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概括出《诗 经》可诵、可奏、可歌、可舞的音乐性质。 风——共160篇，包括15国的民歌，这些民歌流行于北方各 地（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的北部、四川的东部）。 《风》中的民歌充满了真挚、纯洁、浓郁、丰富的感情色彩。 曲 式结构（分节歌、主副歌、换头等十余种）变化多，表演形式 （独唱、对唱、帮腔等）新颖，是《诗经》中的精华，具有较高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关雎》、《伐檀》等作品。 雅——大多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共105篇，分大雅和小雅， 多是朝会宴飨、个人抒情之作。其中多为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同情人民的作品。 颂——共40篇，作品词语晦涩难懂，多为祭祀宗庙祖先的 乐舞。 《楚辞》是一部总集，其中收集了以公元前4世纪（战国） 时的伟大诗人屈原作品为主的辞赋（“楚辞”是战国时期在楚国民 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歌曲体裁。 “楚辞”又被视为一种文体，运 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历史风俗、音乐来进行创作，具 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故名“楚辞”）。屈原的《九歌》、《离骚》、《天问》、《招魂》等作品被收入其中。 它们大部分是可以歌唱的。 《九歌》是伟大诗人屈原的不朽之作，它原是楚国民间在祭祀时 所唱的一套歌曲，屈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加工。 《九歌》中充满 着浪漫主义气息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具有神奇的幻想、挚热的 感情。 《九歌》属于组曲形式，共有十一首： 东皇太一（叙述祭天神的排场） 云中君 （祭女性的云神的歌） 湘君 （祭湘水男神的歌） 湘夫人 （祭湘水女神的歌） 大司命 （祭主寿命的男神的歌） 少司命 （祭主寿命的女神的歌） 东君 （祭太阳神的歌） 河伯 （祭男性的河神的歌） 山鬼 （祭女性的山神的歌） 国殇 （祭颂阵亡烈士的歌） 礼魂 （祭祀结束时所唱的歌） 《诗经》、《楚辞》以其极出色的篇章成为传世之经典，集中体 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的高度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