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曹植诗词的评价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族王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曹植还是建安文学之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更是赞许有佳：“天下才共一石（dàn），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2.曹植在中国文学的地位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也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是建安文学之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更是赞许有佳：“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成语”才高八斗“便是由此得来。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曹植诗歌的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关于曹植诗歌总的艺术风格，钟嵘曾指出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上），这是比较全面的评价。曹植的诗，一方面感情真挚强烈，笔力雄健，体现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风，另一方面又呈现着色泽丰富，文采斐然的面貌，在这一点上，曹植是度越前人的，在所有建安作家中，也是突出的。所以在中国诗歌史上，他被视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匠，诚如钟嵘所说的“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3.曹植诗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曹植诗歌和《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据文学的题材领域，让位于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遂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概括起来，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如何评价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曹植历史评价 魏晋南北朝陈寿：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 刘勰：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钟嵘：其源出于国风。 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颜延之：至于五言流靡，则刘祯、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 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沈约：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 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魏收：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 隋唐王通：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 房玄龄：逮乎当涂基命，文宗蔚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藻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 骆宾王：①河朔词人，王、刘为称首；洛阳才子，潘、左为先觉。若乃子建之牢笼群彦，士衡之籍甚当时，并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镜。 ②文昌隐隐皇城里， 由来奕奕多才子。潘陆词锋骆驿飞，张曹翰苑纵横起。 李白：曹植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驾。天下豪俊，翕然趋风，白之不敏，窃慕高论。 杜甫：①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②子建文笔壮，河间经术存。 ③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崔佑甫：曹、刘之气奋以举，潘、陆之词缛而丽。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 两宋欧阳修：盖诗者，乐之苗裔与。 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张戒：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 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 叶适：自魏至隋唐，曹植、陆机为文士之冠。 植波澜阔而工不逮机。植犹有汉余体，机则格卑气弱，虽杼轴自成，遂与古人隔绝，至使笔墨道度数百年，可叹也！ 刘克庄：曹植以盖代之才，它人犹爱之，况于父乎。 使其少加智巧，夺嫡犹反手尔。植素无此念，深自敛退，虽丁仪等坐诛，辞不连植。 黄初之世，数有贬削，方且作诗责躬，上表求自试。兄不见察，而不敢废恭顺之义，卒以此自全，可谓仁且智矣。 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让。真笃论也。 明清李梦阳：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钟敬伯： ”子建七步成章，聪明贾祸，非生才之意，乃小才之过，不可以以此致憾造物。“[26] 胡应麟：三曹，魏武太质，子桓乐府诗十余篇佳，余皆非陈思比。 王世贞：①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 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古今，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 ②子建谒帝承明庐、明月照高楼，非邺中诸子可及，仲宣、公干远在下风。王世懋：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也。” 余谓此言惟毛嫱、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谢朓、李白、王维可以当之。徐世溥：子建诗虽独步七子，东坡文虽雄视百代，然终不以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 王夫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 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 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 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 冯班：千古诗人，唯子美可配陈思王。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 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李光地：魏之人物，惟曹子建耳，仲达辈不足道也。 江东人物，惟周公瑾，次鲁子敬，余不足道也。陈祚明：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 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人攀仰莫及。 [33-34] 丁晏：①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 ②其所见甚大，不仅以诗人目之。即以诗论，根乎学问，本乎性情，为建安七子之冠。 后人不易学，抑亦不能学也。成书倬：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近代王闿运：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 黄节：陈王该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驱屈宋之辞，析杨马之赋而为诗，六代以前，莫大乎陈王矣顾实：曹植乃魏文学之巨擘，上接汉代，下通晋、宋、齐、梁、陈、隋而独步之高才也。唐代李白、杜甫诸贤，莫不师其风骨。 曹植 （汉魏之际文学家）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 5.如何看待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 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 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 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 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 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 ……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 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 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 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 6.如何评价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的星光灿烂，在这些闪耀着迷人光辉的名单中，曹植绝对是站在前排的。 比钟嵘在《诗品》中就把曹植列为上品，把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列于中品，把他的父亲魏武帝曹操列于下品，这样的排名虽是一家之言，也足见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郭沫若认为：“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 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种“封建意识凑成”说，我以为是说得过分了的。 不错，历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给曹植唱过“忠君爱国”、“以天下让”等赞歌，这些都是封建意识无疑；但是，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嘘才显赫起来的，早在王通之前数百年的魏晋时期，他的文学才能就已得到公认。曹植的同时代人陈琳就说曹植的作品“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 （《答东阿王笺》）又杨惰也说读曹植的文章“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他是“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菑侯笺》），这些评价，已经很高，已开钟嵘《诗品》之端。 也许有人会说，陈、杨都交好于曹之师也”（《答东阿王书》），吴质是曹丕党羽，他总不会也来“凑成”曹植吧！距离三国时期不远的晋朝人鱼豢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魏略》），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魏志·陈王传》），左思说“（曹植）攡翰则华纵春葩”（《魏都赋》），这些赞词，恐也同“封建意识”并无多大瓜葛。至于南北朝时钟嵘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圣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学上的标准，不能笼统斥之为“封建意识”。 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也存在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的“旧谈”，但这一“旧谈”也很难直接与“封建意识”挂上钩。所谓“位尊减才”、“势窘益价”，说的是有人贬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压制的曹植，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什么“意识”的话，那也只是有人对曹丕的行为反感、对曹植的处境同情而已。 而且，这种“旧谈”也仅仅保存在刘勰的间接介绍里，在今存的刘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完全找不到持这种“旧说”观点的直接资料。相反地，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影响的论者，在评述丕、植文学成就时持论是比较公允的，如陈寿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另一方面又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魏志·文帝纪》）这里对曹丕政治上的心胸狭窄是有微词的，但对他文学才能还是充分肯定的，没有“位尊减才”的意思。 可见“旧说”虽有，却并不很普遍，影响不是很大的。郭沫若贬抑曹植文学成就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好模仿。 他说：“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它总也显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模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模仿得有时虽然比原作更华丽，但每每是只徒夸张，不求统一”。 这种以模仿来抹煞曹植创作的说法，我以为也是有失偏颇的。曹植的某些作品，是有所依傍的，如《洛神赋》是“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洛神赋序》），《七启》是“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余有慕焉，遂作《七启》”（《七启序》）。 《酒赋》是“余览扬雄《酒赋》……”之后受启发而作，等等。但若说它们纯属模仿而略无新意，就不妥当了。 即以《洛神赋》与《神女赋》而言，二者在描绘神女美妙姿容上固然手法相近，但《神女赋》基本上是娱乐君王性质，并无多少讽谕或寄托，而《洛神赋》则全篇流宕着一片哀怨之情，“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这同《美女篇》中描写一美女“盛年处房室”一样，寄托着作者政治上不得志的怅恨。二赋的作意是不同的。 至于《七启》，写得虽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认为就是模仿的结果。其中“镜机子”所宣扬的“王道遐均”一套理论，同《七发》中“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还是颇异其趣的。 所以，这些被指为“模仿”的作品，其实并非纯然复制，基本上属于借鉴或师法前人创作，不应苛责。退一步说，即使以上诸篇以及郭文所列举的《魏德论》、《髑髅说》都是模仿之作，它们在全部曹植诗、文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不能由此演出“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的结论。 郭沫若贬低曹植文学成就的又一条理由是说他只注重辞藻和形式，“他一方面尽力模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由于好模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 张文也支持郭文之说，认为钟嵘称赞曹植，就是着眼于“词采华茂”、“粲溢古今”，“完全是以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曹植作品，无论诗歌、散文，率皆辞藻华美，这是事实。 但对于藻饰较多这一点应作如何评价，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只要作品内容充实，那未采润藻饰就不一定是件坏事，还应受到肯定。 纵观曹植一生创作，除。 7.论述曹植的诗歌艺术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8.评曹植诗歌的文学价值论文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 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 宠的曹植。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他说： 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 相信郭沫若的分析。 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明确指出： （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 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 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 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动乱，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 希望采纳 9.曹植与李白谁的文学地位高他们不在一个时代，不好直接比较。 李白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之评，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有《李太白集》。为唐代著名诗人，被誉为诗仙 。 曹植作品中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本文从曹植诗赋"柔情丽质、文辞缤纷"，"善为比兴、无事不入"，"构思精巧、浑然一体"三个艺术特质入手。 是文坛大家，也是诗歌巨擘。 相对来说。后人受李白的影响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