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赋比兴赋比兴 【释义】 赋：平铺直叙，开门见山。 比：比喻。 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 赋 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 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 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比 赋比兴是我国三种传统的手法，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 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 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 《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 （《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 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 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 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 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 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 2.赋比兴,三家诗（今文诗）,四家诗,春秋三传,楚辞,屈宋的名词解释齐人辕固传《齐诗》，鲁人申培公传《鲁诗》，燕人韩婴传《韩诗》，毛亨、毛苌传《毛诗》。 被称“三家诗”的今文经学是《齐诗》、《鲁诗》、《韩诗》。 《诗经》“赋比兴” 的阐释 一般以朱嘉的说法最为简明通用：“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卷一） 赋就是铺陈直叙，比就是打比方用比喻，兴复杂一些，主要意思就是外界事物触动了诗人的兴致，引发诗人歌唱.诗人找到一个话头，因此兴多数用在诗歌的开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经》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赋比兴”问题已知的最早记载见于旧题周公所作的《周礼》一书。《周礼》总述西周官制，其中记录春官所属的大师（太师）一职的职守说：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就此而言，“赋比兴” 问题的出现较之旧传由孔子删定《诗经》以成今日所见定本的经历还要久远。 已知对“赋比兴” 的最早阐释，是旧传子夏或卫宏所作的《毛诗大序》，其中将《周礼》“六涛”称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参考资料：《诗经》表现手法的研究 秋左氏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一些专门解释《春秋》“书法”而与史实无关的文字，显然是后加的。 3.赋比兴是什么意思赋：平铺直叙，开门见山。 比：比喻。 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 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 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 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 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 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 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 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 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 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