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他们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2.联系初唐四杰的代表作品,简述他们对唐诗发展的贡献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 《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 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 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3.简述初唐四杰及陈子昂对唐诗兴盛的贡献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 生平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 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 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 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 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 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 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 文学创作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 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中，他慨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批评“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他称美东方虬的《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於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这些言论，表明他要求诗歌继承《诗经》“风、雅”的优良传统，有比兴寄托，有政治社会内容；同时要恢复建安、黄初时期的风骨，即思想感情表现明朗，语言顿挫有力，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一扫六朝以来的绮靡诗风。他的诗歌创作，即是这种进步主张的具体实践。 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不是一时一地之作，内容颇为丰富，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 其中如“苍苍丁零塞”、“朝入云中郡”篇，反映北方边塞战士和人民的苦难。“丁亥岁云暮”篇反映并批评武后准备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圣人不利己”篇批评武后崇拜佛教，大兴土木，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贵人难得意”、“翡翠巢南海”等篇，以较曲折的方式讽刺武后滥施刑罚，使臣僚不得善终；“逶迤势已久”篇申述骨鲠之臣没有出路；“兰若生春夏”篇慨叹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都从不同角度对时政进行了批判。还有部分诗篇，感叹祸福无常，向往神仙和隐逸生活，表现了消极遁世的苦闷情绪。 《感遇》诗有意识地学习阮籍《咏怀诗》，在运用五言古体和质朴的语言，以较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现时政的黑暗和诗人彷徨苦闷的心情方面，的确逼近阮诗。但其中少数篇章，注意反映边塞风光和下层人民苦难，风格豪放明朗，表现出鲜明的创造性。 《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都是陈子昂随武攸宜北征契丹时所作。陈子昂在武攸宜幕中参谋军事，屡有建议，均不被采纳，失意无聊，因登蓟北楼（即幽州台），作《蓟丘览古》诗7首赠其好友卢藏用，通过吟咏蓟北一带古人古事来抒发怀才不遇的悲哀。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燕昭王》）对礼贤下士的燕昭王的怀念，实际上是慨叹自己当前的不遇知音。同时用歌行体写下传诵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更是俯仰古今，在广阔的背景中表达了他深沈的忧愤。清翁方纲说：“伯玉《蓟丘览古》诸作，郁勃淋漓，不减刘越石（刘琨）”（《石洲诗话》），指出了这些篇章慷慨悲歌的特色。 他还有一部分抒情短篇也写得颇好。像五律《晚次乐乡县》《渡荆门望楚》《春夜别友人》《送魏大从军》等，抒情写景，形象鲜明，音节浏亮，风格雄浑，显示出近体诗趋向成熟时期的特色和他自己刚健有力的诗风。 方回认为其五律可与同时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诸人媲美，都是唐人“律体之祖”（《瀛奎律髓》）。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 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但他的部分诗篇，还存在著语言比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的缺点。 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后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都以他的《感遇》诗为学习物件。 杜甫对他评价极高：“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陈拾遗故宅》）杜甫不少关心国事民生的诗篇，可明显地看出是受了他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叙诗寄乐天书》都谈到他们努力写作讽谕诗，是受到陈子昂《感遇》诗的启发。 白居易还把陈子昂与杜甫相提并论，说：“杜甫陈子昂，。 4.简答“初唐四杰”在创作上的特点及对唐诗的贡献“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初唐诗人，他们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 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提倡刚健骨气，被称为“初唐四杰”。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体的纤微雕刻、绮错婉媚，提倡刚健骨气，成为初唐诗歌准备时期的一股新生力量。 而四个人的创作个性又有所不同，其中，卢照邻、骆宾王长于歌行，王勃、杨炯长于律涛。“四杰”作诗，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 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初唐四杰”对唐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题材、内容的大。 他们把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转为走向市井，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杨炯《从军行》。并且诗中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格调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 有的诗篇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二、对诗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 首先，五言八句的律诗开始初步定型，尤其是王勃、杨炯的五律，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协调，感情相对稳定，具有一种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杨炯的五言律已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对五言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古体和歌行体特别是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已趋向完备化，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有刚健之气。如卢照邻的《行路难》、骆宾王的《帝京篇》。 当然，“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但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是从他们开始形成的。 5.简述初唐诗人为唐诗繁荣所做的贡献初唐前期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 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陈子昂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倡导“汉魏风骨”，主张“兴寄”，推尊风雅，重视比兴，开一代新风。其诗作内容充实，风格沉着雄健，代表作为《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对散文创作的革新也有开创之功。作为唐代诗**新的先驱，杜甫、韩愈等都对他评价很高。 6.求“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急用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 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 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 “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 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 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乐府诗 ，汉代乐府诗 ，，定义 ，，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 《汉书 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 除为考察民隐外， 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 以供娱乐.六朝时， 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它曾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负责制谱度曲，训练乐工，采辑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 我国的采诗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夏书·胤征》已有采诗的记录。流传至今的《诗经》，当初就要算是一部官方颁布并为社会认可的标准选本。 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征战不休，采诗制度无法贯彻。到了秦代，统一时间短，百废待兴，虽然已有乐府官署之名，但仍然没有采诗之实。 汉承秦制，经济凋敝，乐府机关也只能习常肄旧，无所增更，勉强维持而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变得大为雄厚，乃扩大乐府的规模，采诗夜诵。 到东汉，采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光武帝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则派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 此种风尚，在南北朝皆相沿袭。萧梁时，社会上已经把“乐府”从官署的名称转变而为诗体。 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有《乐府》专章。昭明《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也都开辟了《乐府》专栏。 其中既有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亦即凡是合过乐能够歌唱的歌诗，统统称为“乐府”。在这两类诗歌中，民间歌诗是精华所在，并且文人歌诗还是在民间歌诗的甘露滋润下萌发并壮大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民间歌诗应给以高度重视。 ，，北朝于战乱间隙所奉行的采诗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朝乐府民歌，有的是用汉语创作，有的则为译文，虽然只有六七十首，却内容深刻，题材广泛，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与南方大相异趣的粗犷豪放的气概，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民俗的画卷。 由于北方各族统治者长期混战，反映战争的题材就要多些，有描写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苦难的，有歌颂剽悍的尚武精神的。特别是《木兰诗》，满怀激情地赞美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个传奇人物，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起，被誉为乐府民歌中的“双璧”。 汉魏六朝乐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直接影响了我国诗坛的面貌。它不仅开拓出了五言诗的新领域，而且对七言诗、歌行体以至律绝，都起了桥梁的作用。 ，，新乐府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初唐乐府诗 ，多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 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 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 至贞元、元和年间，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一些有识之士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革除弊端，中兴王朝。反映在文坛上，便出现了韩愈 、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 ，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和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 后来白居易又作《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这样，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拉开序幕。 作为诗歌运动，新乐府的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