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他们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2.联系初唐四杰的代表作品,简述他们对唐诗发展的贡献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 《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 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 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3.简述初唐四杰及陈子昂对唐诗兴盛的贡献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 生平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 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 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 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 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 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 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 文学创作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 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中，他慨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批评“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他称美东方虬的《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於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这些言论，表明他要求诗歌继承《诗经》“风、雅”的优良传统，有比兴寄托，有政治社会内容；同时要恢复建安、黄初时期的风骨，即思想感情表现明朗，语言顿挫有力，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一扫六朝以来的绮靡诗风。他的诗歌创作，即是这种进步主张的具体实践。 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不是一时一地之作，内容颇为丰富，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 其中如“苍苍丁零塞”、“朝入云中郡”篇，反映北方边塞战士和人民的苦难。“丁亥岁云暮”篇反映并批评武后准备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圣人不利己”篇批评武后崇拜佛教，大兴土木，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贵人难得意”、“翡翠巢南海”等篇，以较曲折的方式讽刺武后滥施刑罚，使臣僚不得善终；“逶迤势已久”篇申述骨鲠之臣没有出路；“兰若生春夏”篇慨叹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都从不同角度对时政进行了批判。还有部分诗篇，感叹祸福无常，向往神仙和隐逸生活，表现了消极遁世的苦闷情绪。 《感遇》诗有意识地学习阮籍《咏怀诗》，在运用五言古体和质朴的语言，以较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现时政的黑暗和诗人彷徨苦闷的心情方面，的确逼近阮诗。但其中少数篇章，注意反映边塞风光和下层人民苦难，风格豪放明朗，表现出鲜明的创造性。 《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都是陈子昂随武攸宜北征契丹时所作。陈子昂在武攸宜幕中参谋军事，屡有建议，均不被采纳，失意无聊，因登蓟北楼（即幽州台），作《蓟丘览古》诗7首赠其好友卢藏用，通过吟咏蓟北一带古人古事来抒发怀才不遇的悲哀。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燕昭王》）对礼贤下士的燕昭王的怀念，实际上是慨叹自己当前的不遇知音。同时用歌行体写下传诵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更是俯仰古今，在广阔的背景中表达了他深沈的忧愤。清翁方纲说：“伯玉《蓟丘览古》诸作，郁勃淋漓，不减刘越石（刘琨）”（《石洲诗话》），指出了这些篇章慷慨悲歌的特色。 他还有一部分抒情短篇也写得颇好。像五律《晚次乐乡县》《渡荆门望楚》《春夜别友人》《送魏大从军》等，抒情写景，形象鲜明，音节浏亮，风格雄浑，显示出近体诗趋向成熟时期的特色和他自己刚健有力的诗风。 方回认为其五律可与同时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诸人媲美，都是唐人“律体之祖”（《瀛奎律髓》）。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 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但他的部分诗篇，还存在著语言比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的缺点。 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后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都以他的《感遇》诗为学习物件。 杜甫对他评价极高：“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陈拾遗故宅》）杜甫不少关心国事民生的诗篇，可明显地看出是受了他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叙诗寄乐天书》都谈到他们努力写作讽谕诗，是受到陈子昂《感遇》诗的启发。 白居易还把陈子昂与杜甫相提并论，说：“杜甫陈子昂，。 4.“初唐四杰”为唐代诗歌的繁荣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初唐四杰是初唐文学家王勃、杨 烟、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他们在内 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 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勇于改革齐梁 浮艳的诗风。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 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 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 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 言）。后人所谓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 诗，自他们开始定型。 其次，“四杰” 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他们 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广大的市井， 从狭窄的台阁移向广阔的江山和边塞， 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 容，赋予诗歌新的生命力，展现了带有 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 道路发展。 尽管他们的诗未能摆脱南朝 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 预示着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 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 幕人。 5.联系初唐四杰的代表作品,简述他们对唐诗发展的贡献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 《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 《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 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 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 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6.唐诗宋词唐初“四杰”在诗史上的贡献有哪些王勃： 滕王古阁，一序传千秋。在《滕王阁序》这篇文章里，我们能读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妙文句。并且这篇文章，给中国语言宝库留下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萍水相逢”、“渔舟唱晚”等二十多个成语。阁以文传，文以阁名，王勃的名字永久地与滕王阁联系在一起。就是这篇文章，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此后的李白于黄鹤楼赋诗、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王勃的影响。后来的韩愈为此阁再次重建著文时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韩愈都对能与王勃同作赋文都感到自豪。 杨炯： 曾经呈献过一篇很有影响的《公卿以下冕服议》，也有过诸如《从军行》、《战城南》、《紫骝马》等慷慨激昂、风骨遒劲的诗歌著作，声名响于当世。 卢照邻： 当时唐朝的长安，是世界一流的繁华大都市。战争阴云散去，生产与创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在文人笔下，开始自觉地展示和流露出大唐复兴的富庶景象。《长安古意》开唐代长篇诗章先河的，将帝京之都的生活情状写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尤其是从长安城里散发出来的、自上而下的、开放包容的人文空间，为适应民众精神世界的拓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爱情崇高，百物皆虚，这一声自由的呐喊，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言，他“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卢照邻文才高古，自号幽忧子，所作之文，笔力雄厚，“时人莫能评其得失”。邓王对他爱重有加，常常对人说，这是其府中的司马相如。 骆宾王： 骆宾王的正直和节气是值得请配的。从《咏鹅》到《在狱咏蝉》，再到《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从天才神童到阶下囚，再到义军文艺首领，他的一生，恰如一只洁白无瑕的天鹅，始终怀着理想与激情，为自由的生活，为人间的正义，曲项对天，放声歌唱. 7.简述初唐诗人为唐诗繁荣所做的贡献初唐前期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 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陈子昂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倡导“汉魏风骨”，主张“兴寄”，推尊风雅，重视比兴，开一代新风。其诗作内容充实，风格沉着雄健，代表作为《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对散文创作的革新也有开创之功。作为唐代诗**新的先驱，杜甫、韩愈等都对他评价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