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朝诗歌的风格特点是什么明代诗歌的特点 明诗有三个显著特点： ①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 ②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比如，高启认为要“兼师众长”；李东阳认为要分辨诗体的声调音节；前后七子主张要学习汉魏盛唐，提倡复古；公安派则主张要“独抒性灵”等。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诗歌创作如何学习前人、如何掌握诗体特点、如何表现诗人主体感情等问题。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提出的理论主张却有如下共同弱点：一是将其认识到的部分真理强调过分，缺乏应有的辩证态度；二是不能正确总结汉魏盛唐以至宋元以来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三是没有找到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关键因素，即应到现实生活中寻求诗情。所以，这些理论主张都未能挽救正统诗文的衰微，反而将诗歌创作引向更深的危机。 ③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吴乔《答万季□诗问》）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 2.明代诗歌有哪些显著的特点1.前期 台阁体：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 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 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茶陵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 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瑶等人。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 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 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 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 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三个显著特点：①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 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②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 比如，高启认为要“兼师众长”；李东阳认为要分辨诗体的声调音节；前后七子主张要学习汉魏盛唐，提倡复古；公安派则主张要“独抒性灵”等。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诗歌创作如何学习前人、如何掌握诗体特点、如何表现诗人主体感情等问题。 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提出的理论主张却有如下共同弱点：一是将其认识到的部分真理强调过分，缺乏应有的辩证态度；二是不能正确总结汉魏盛唐以至宋元以来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三是没有找到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关键因素，即应到现实生活中寻求诗情。所以，这些理论主张都未能挽救正统诗文的衰微，反而将诗歌创作引向更深的危机。 ③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吴乔《答万季□诗问》）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 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明代诗歌的成就远不如唐宋时期，也比不上后来的清朝。 但这一时期，流派林立，诗坛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景。 明初文臣宋濂、刘基、高启都是当时重要的诗人。 他们才华过人，又都有政治抱负，诗作大多内容充实，具有特色。明成祖时期，文坛占统治地位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这三人先后担任过大学士（宰相），影响很大，。 3.是明诗有哪些特征明代诗歌的成就亦不高，但其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却相当激烈。 明初诗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刘基、高启，他们都经历过元末的社会动乱，写出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但不久，由于理学、八股科举以及空前残酷的文字狱严重桎梏了文人的思想，诗歌创作陷入了毫无生气的局面，出现了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专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能事，统治诗坛达一百年之久。 大规模自觉地与台阁体相对抗的是“前后七子”发起的复古运动。“前 七子”以李梦阳（1472〜1527 ）、何景明（1483〜1521 ）为代表。 他们的代 表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对扫除“吖噑缓冗沓，千篇一律”的 台阁诗风起到了巨大的冲击作用。 但他们提倡的复古和陈子昂、韩愈、欧阳 修等人提倡的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不同，是纯粹的为复古而复古，因而他们 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割断历史，走上了盲目厚古薄今的道 路。 其作品一味以抄袭模拟为能事，正像后来反对他们的归有光所形容的那 样：“颇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 ”李梦阳本人在晚年 也忏悔道：“余之诗非真也，王子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 多者也”（《诗集自序》）。 “后七子”以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 （ 1528〜1590）为代表，他们再次发起复古运动，重蹈前七子的覆辙。如李 攀龙不但要“诗必盛唐”，而且说“诗自天宝而下，倶无足观”。 他的诗亦 以模拟剽窃为能事，如《古乐府》，篇篇模拟，句句模拟，恰如写字的“临 摹帖”。王世贞不但要“诗必盛唐”，而且说“大历以后书勿读”，是典型 的一代不如一代论者。 他的诗，自《诗经》以下至李杜，无不模拟，令人生 厌。此时，倒是那些不依附于前后七子的诗人，如唐寅、文徵明、王守仁、杨慎等，反能卓然自立。 如唐寅《焚香默坐歌》纯用白话体“说尽假道学” （袁宏道语）：“请坐且听吾语汝：‘凡人有生必有死，死见先生面不惭， 才是堂堂好男子！ ’ ”毫不袭古而英光自射。大规模自觉地起来反对复古运动的是“唐宋派”、“公安派”与“竟 陵派”。 唐宋派的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的主 要精力虽在散文，但“自为其言”、“直写胸臆”等主张亦适用于诗。 以袁 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和稍前于此的李贽、汤 显祖等在清算复古主义文学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贽提倡“童心说”，汤显祖提倡“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袁宏道更提出 “性灵说”。这些主张势必促使他们打破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而提倡抒发真 情实感，也促使他们的创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 出，不肯下笔”。 （袁宏道《小修诗叙》）“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 表，他们也提倡性灵，但更注重“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又把诗 歌创作带回幽深孤峭的狭路。总的说来，这几派的创作成就虽不甚高，但是 冲破了复古主义笼罩当时诗坛的陈腐空气。 在明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时代，一些无意为诗者留下了一 批优秀作品。 其中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人的爱国诗作，有如南宋末年 文天祥等人的作品，再次奏响爱国的激昂之声。 如年仅17岁就壮烈牺牲的少 年抗清英雄夏完淳（1631〜1647 ）的《别云间》曰：“三年羁旅客，今日又 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 灵旗空际看。” 其气魄远非一般明人所能比拟。 4.明代诗歌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前期 台阁体：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 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 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 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茶陵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瑶等人。 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 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 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 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 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 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 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 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三个显著特点： ①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 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 ②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 比如，高启认为要“兼师众长”；李东阳认为要分辨诗体的声调音节；前后七子主张要学习汉魏盛唐，提倡复古；公安派则主张要“独抒性灵”等。 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诗歌创作如何学习前人、如何掌握诗体特点、如何表现诗人主体感情等问题。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提出的理论主张却有如下共同弱点：一是将其认识到的部分真理强调过分，缺乏应有的辩证态度；二是不能正确总结汉魏盛唐以至宋元以来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三是没有找到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关键因素，即应到现实生活中寻求诗情。 所以，这些理论主张都未能挽救正统诗文的衰微，反而将诗歌创作引向更深的危机。 ③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 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吴乔《答万季□诗问》）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 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 明代诗歌的成就远不如唐宋时期，也比不上后来的清朝。但这一时期，流派林立，诗坛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景。 明初文臣宋濂、刘基、高启都是当时重要的诗人。 他们才华过人，又都有政治抱负，诗作大多内容充实，具有特色。 明成祖时期，文坛占统治地位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这三人先后担任过大学士（宰相），影。 5.高启的梅花九首（一）写出了梅花的什么特点诗人认为像梅花这样具有琼玉般姿容的花种只应留在天上神仙居住的瑶台之上，却不想仙家却将它栽向了山林秀美、人杰地灵的江南，从而突出了梅花的神奇身份。 诗人以高士、美人作比，又以雪满山中和月明林下作为背景来映衬高士、美人，进一步突出了梅花的孤傲高洁与清秀闲雅的精神。五、六句诗人进一步用竹来烘托梅的清俊身影，用苔掩残香表达对梅之高尚品格的尊重。 松竹梅乃“岁寒三友”，萧萧竹声中更显寒梅的固守清贫；漠漠青苔心甘情愿地承载着残梅的零落花瓣，并将残梅的清香融化在它的躯体中，使香保持得更久长些。七、八句则借抬高南朝诗人何逊的咏梅佳作而表达了他的自负，似乎只有他高启才是梅的知己。 4。 6.明代诗歌有哪些显著的特点1.前期 台阁体：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 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 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茶陵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 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瑶等人。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 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 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 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 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三个显著特点：①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 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②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 比如，高启认为要“兼师众长”；李东阳认为要分辨诗体的声调音节；前后七子主张要学习汉魏盛唐，提倡复古；公安派则主张要“独抒性灵”等。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诗歌创作如何学习前人、如何掌握诗体特点、如何表现诗人主体感情等问题。 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提出的理论主张却有如下共同弱点：一是将其认识到的部分真理强调过分，缺乏应有的辩证态度；二是不能正确总结汉魏盛唐以至宋元以来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三是没有找到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关键因素，即应到现实生活中寻求诗情。所以，这些理论主张都未能挽救正统诗文的衰微，反而将诗歌创作引向更深的危机。 ③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吴乔《答万季□诗问》）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 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明代诗歌的成就远不如唐宋时期，也比不上后来的清朝。 但这一时期，流派林立，诗坛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景。 明初文臣宋濂、刘基、高启都是当时重要的诗人。 他们才华过人，又都有政治抱负，诗作大多内容充实，具有特色。明成祖时期，文坛占统治地位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这三人先后担任过大学士（宰相），影。 7.台阁体诗文有什么特点明前期散文学继刘基、高启等人以后，从永乐至天顺年间，文学上形成了另一种局面，出现了一种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 三杨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他们都位至宰相，而且同样历事好几代皇帝，几十年间一直受到宠信。他们把诗文当作维护封建统治和点缀升平盛世的工具。 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大量的“圣谕”、“代言”、“应制”等代皇帝说话和“颂圣”之作，以及那些墓志铭、神道碑、题序等应酬捧场的东西。甚至在描写其他题材的作品中，例如题画诗和游山玩水诗中，也表现出这种倾向。 这种“雍容典雅”的“台阁体”诗文不仅内容上是歌功颂德、粉饰现实，完全为统治阶级服务，从艺术上看，也是平庸呆板，毫无生气。 8.李白诗歌的特点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 正如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在李白的全部作品中，也包含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方面的因素，但就他的主导倾向而言，他却是一个积极浪漫主义的大师。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虽然也接受了《诗经》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对他影响更深的却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李白和屈原有相似的政治理想和不幸遭遇，同样有着不满现实的反抗精神，也有着可以媲美的高贵品质和艺术天才。以这些共同的特点为基础，他必然会走上屈原所开辟的积极浪漫主义的道路，并根据他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对它有所丰富和发展。李白继承并发展了屈原的传统，他把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和道家愤世嫉俗的精神以及游侠思想中反抗强暴、救弱扶倾的精神结合起来，对祖国表示了热爱；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人民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对封建制度所孵育出来的黑暗现象表示了深刻的憎恨和愤怒；对统治阶级中的权贵们表示了强烈的反抗和蔑视——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确比屈原具有更广阔的内容。在表现手法上，他也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使之发展，特别是汲取了民间诗歌中的夸张手法，在创造性地运用中加以提高，使这一表现手法益臻完美。在描写对象上，他所接触到的题材也比屈原更为广阔，因之，他对于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范围，也就更加广泛。他不仅在抒写“自我”和寻仙、梦游等易于施展浪漫主义手法的主题上采取了这种手法，就是在反映战争以及描写日常生活和自然景色的主题上也常常采取这种手法，以驰骋他“想落天外”的想象力。他是通过这样的幻想境界来表达自己对敌人残暴、丑恶的憎恨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