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诠释诗经是最好的现在的注本比较好的几个有：高亨的《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袁梅的《诗经译注》（齐鲁书社） 金启华的《诗经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 《诗经》的选集推荐的是余冠英的《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还有另外两本书可以参考： 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 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 PS：以上推荐的都是很经典的诠释《诗经》的作品，在文学这块，“最好”向来是没有定论的。希望这些资料能帮到你。 2.诗经击鼓中的古代文化hir意 ：你好。 诗经 国风 邶风《击鼓》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国风·邶风·击鼓》全诗共五章：前三章征人自叙出征情景，承接绵密，已经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后两章描写战士间的互相勉励、同生共死，令人感动。此诗描写士卒长期征战之悲，无以复加。其中，描写战士感情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后世也被用来形容夫妻情深。 3.《诗经》中婚制和婚俗的研究综述《诗经》中的爱情诗一度被曲解，近来逐步恢复原貌。 其中的婉转情韵，虽经千载，如今读来仍有感于心，它反映出的当时婚俗与民俗也极具研究价值。一.一夫一妻制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曾经历原始群婚、血族群婚、亚血族婚、对偶婚等形态，后来才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由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实行，女子离开自己氏族嫁到男方，从夫居住，所生子女由父系计算世系。《周官》记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这种活动很可能是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过渡形态遗留。至今苗族仍有“游方”等类似社交活动。 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一夫一妻制已确立下来。《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明显是女子出嫁到男家。 《卫风·氓》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从中可看出对爱情的专一已是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念，并有信誓来坚定专一的爱情。 这种观念只有在父系社会一夫一妻制确立时才可能产生。至于《鄘风·柏舟》中“之死矢靡他”的激烈誓言，就更加动人心魄了。 其《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及《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故”，无疑是一种与现代极为接近的专一爱情观。 二.婚礼制度周代有一整套婚礼仪式。据《仪礼·士昏礼》规定，媒聘婚有六道程序是为六礼。 包括：（1）纳采。男家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得到女方应允后派使者送上雁为礼物，向女家正式提出缔婚要求。 （2）问名。男方使者问女子生母之名，以分嫡庶，并问女子名字、排行、出生年月，以用占卜。 （3）纳吉。男方占卜，获吉兆后派人带着雁到女家报喜，行纳吉礼后，婚约正式确定，凶兆则无须纳吉。 （4）纳征。亦称纳成，向女方送聘礼。 （5）请期。男方占卜选好结婚吉日后，征求女方同意。 （6）亲迎。到婚期，新郎乘黑漆车亲往女家迎娶。 这种制度在《诗经》中有所反映。《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即体现了占卜和迎娶。《豳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回忆新婚的景况。《郑风·将仲子》“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描写了情人订婚后，女子仍怕人言可畏。 《诗经》中还有对媒的描写。如《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周代的六礼与男女双方家族的关系密切，要有双方父母、媒人等一系列手续。 但这并不等同于后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关于这一点在以下还有叙述。三.婚年与婚时《周官》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越语》勾践法令则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七嫁。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极限，不可超过，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 战乱过后需要多增人口时，婚年就早，过期不嫁娶还要受处罚。再来看《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女子心情如此迫切，不能简单地以“有女怀春”（《召南·野有死麕》）来概括之了。 关于婚时也有规定。《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杀止。” 古代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田牧之世，分散尤甚。 故嫁娶必始秋末。迄春初，雁来而以为礼，燕来则祀高媒，皆可见嫁娶之时节。 《媒氏》：“仲春奔者不禁，盖以时过而犹不克昏，则必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吕思勉《先秦史》）《卫风·氓》中诗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女主人公提出的婚期正是秋天。在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要以雁为礼物，有说是取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象征阴阳和顺，也有说象征爱情忠贞。 但我认为其初始来源还是与季节有关，以雁为礼则限制了婚礼的季节。正如吕思勉先生分析，秋末至春初是农闲时节，又因收成而有余财办婚礼。 可见礼制不是凭空规定，而是与当时社会情况相适应的。（罡风案：由此想到《史记·礼书》中司马迁所概括的“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实礼并不是现代人所臆断的“形式主义”，礼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这里补充一句，由古籍“奔者不禁”、“令会男女”的记载看，当时男女交际较自由，《诗经》中大量的情诗证实了这一点。从《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也可看出当时青年状况之一斑。 当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后世礼教压制下的情况及今人的想象是不同的，子女也有一定自主权。繁复的婚礼意义在为当事男女作公证，确认将来的子女、财产分配等问题，是对双方的保护，无疑具有社会进步意义。 这与后人臆想的是大相径庭的。 婚，古写作昏。 婚礼都是在黄昏进行的。《唐风·绸缪》“三星在天”，可见婚礼在晚上举行。 有意见认为《陈风·东门之杨》是写男女在城外相会，实际应是写新婚。“昏以为。 4.关于《诗经》“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2]很明显，风、雅、颂是属于《诗经》的文体分类，赋、比、兴是指什么，则没有说明。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 一般说，赋、比，都比较清楚，兴就有疑问，后人的解释分歧很多。至今也没有定论。 刘勰所谓“风通而赋同”，即风雅颂相通，赋则作为诗的一般表现手法，“通正变，兼美刺”，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比较好理解，惟独比和兴问题，历代解释很多。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一、三种不同角度的解说 政治的解说。如汉代的“比刺兴美”说。 这是汉儒的经学的解释。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3]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抒情的诗歌中，离开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就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牵强附会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 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 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 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这种读诗的方法承继的是郑玄的政治解释方法。 这种方法特点是用政治遮蔽艺术，用意识形态曲解诗义，离开了诗歌的常识，是不可取的。 语言的解说。 朱熹的解说可作为代表。朱熹在《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4]赞成此说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说中，强调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技巧。 这种解说与郑玄的政治教化说大异其趣，无疑把解说推进了一步。从单纯的训诂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作为一种语言解说，用之于非文学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于文学作品似乎就还隔着一层。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离开情感，单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很难把属于情感世界的诗歌解说清楚。 实际上，对于这种解说，连朱熹本人有时也是怀疑的。（详下） 文学的解说。 最值得重视的解说。具体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刘勰的“比显兴隐”说，钟嵘的“文已尽意有余”说，宋人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 近人徐复观的现代解说。这里先简单介绍钟嵘、李仲蒙的说法，然后再回过来重点阐述刘勰的说法以及徐复观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钟嵘看来，三者都是文学的方法。 因为运用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者丹采”，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其中，对兴的又以“文有尽意有余”来解说，这就把“兴”的含蓄蕴藉的文学功能说得比较清楚。 这种看似“与训诂乖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说，“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的解说。恰恰揭示了“兴”的文学功能，是十分有意义的。 钟嵘对“兴”的这种解说影响很大，唐代以来的诗学实际上是沿着“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进。 宋人李仲蒙的解说也很有意义，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5]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在他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 “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 这就比传统的解释进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创作中对于“赋”的 要求。唐代许多诗人用“赋”，的确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主要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 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问题，作者还必须在比喻中表达作者真挚的感情。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这。 5.《五经》《三传》的评价“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孔子定为五经之一，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三传《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认为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撰，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左传》以文史见长，记事详实，多用事实解释《春秋》，所记载的事件甚至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左传》记载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史学、文学、美学的价值尤其显赫.《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旧题战国时公羊高撰，相传为子夏传授公羊高，公羊一氏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写定.《公羊传》以问答形式解经，着重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发挥其中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经过董仲舒的宣扬，《公羊传》在汉代有很高的地位.公羊大义对后世的影响很深，尤其“大一统”思想，成为千百年来我国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巨大精神凝聚力.《榖梁传》，亦称《春秋榖梁传》或《榖梁春秋》.旧题战国时榖梁赤（赤或作喜、嘉、俶）撰，相传为子夏所传授.据后人考证，《榖梁传》亦经过口授，在西汉时始写定，成书当晚于《公羊传》.《榖梁传》体裁与《公羊传》相似，亦侧重传《春秋》之“义理”，但其地位与影响皆不及《左传》和《公羊传》.。 6.读《诗经》,感觉古人的感情,生活,比现在人更真实,情更真对于每一个读到先秦文字的读者来说，孔子和《诗经》是这一时代文学的重要符号。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赋予了我国文化的源头的美誉。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经》甚至可以与西方人的《圣经》相媲美。 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与《诗经》已不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符号问题，它们都已上升到了中国的文化层面，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信息，乃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 传统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东西。传统是历史长期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宝贵经验的结晶，是一笔十分丰厚的资源，是转型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基础。 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继承。如果说《诗经》和《周易》代表了前一个时代，而战国勃起的诸子百家哲学与散文代表了后一个时代。 孔子恰恰处在这两个时代的转折时期。孔子对于《诗经》“述而不作”的做法，进一步说明孔子晚年对《诗经》的整理只是删定。 孔子一方面在不自觉地，部分地继承，运用先代的情感表达方式，吸取《诗经》各种美学价值，同时却也在愈来愈理性将《诗经》进行切割，分类，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阐释《诗经》。孔子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诗经》，这部中国文化的源头进行了自觉与不自觉传播和继承。 同时，文学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及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文艺的发展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它与当时的历史阶段相适应，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的感性显现。 《诗经》是西周、春秋时处于孕育、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和精神风貌的结晶，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等种种社会条件交汇的产物。孔子正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大流的价值取向，建立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 中华文化的生命特征，也就是文化生命，主要体现为“仁”。中华文化以仁为根本精神。 仁，将宇宙人生融为一体。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倡导仁和礼的统一思想，被李达五在了四个层面的深刻的阐明：第一， 以“君君臣臣父子父子”，“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血缘伦理基础；第二， 以持中、保守、内向、克制、忍让，即“温良恭俭让”为标准的心理基础；第三， 以忠孝节义为宗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第四， 以“修身齐家治天下”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个体人格。 （1） 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2）的说法，实际上是讲“仁”本身就是为了释“礼”。学礼，懂礼，行礼，护礼，就是儒家君子的责任与风度。 儒家“仁”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法规之礼，人际之礼，为人之礼。这种在春秋战国的社会生活大变动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实际上是以君王意识，家长意识为构建核心，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标准。 这样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体现了先进的封建生产力的需求，从而能够很快地发展为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为后代封建君王所提倡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孔子说：“依于仁，游于艺”（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创造诗歌的生命。以这个观点去看《诗经》，无论是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的《生民》、《大明》，反映劳动生活的《七月》、《丰年》，描写爱情婚姻的《关雎》、《卫风·氓》，以战争徭役为题材的《采薇》、《王风·君子于役》，还是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燕飨诗《小雅·鹿鸣》、《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诗《荡》、《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为根底，都是要“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以达到孔子所倡导的艺术标准，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的政治标准。 如《硕鼠》里，对于那个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早已经忍无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消极选择。君权的思想在统摄着他的思想，在无奈的压迫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身的出发，另寻一块修身养性的乐土，正应验了：诗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诗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5）这本身就在强调仁礼统一的道德修养标准，即体现了“诗可以观”的社会认识作用。 再如《采薇》、《出车》、《六月》等，堪称中国边塞诗的源头，写战争，回避刀光剑影，恐怖血腥，其主要意义就是回避战争，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弃，对和平统一的渴望，正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如《秦风·无衣》里所描绘的战争前的情景，就要求大敌当前，所有的臣民都应该“修我戈矛，与子。 7.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孔子与《诗经》摘要：本文从文化传承的视角入手，试着分析孔子与《诗经》关系，进一步挖掘《诗经》与孔子之间的内在道德文化联系，从而对中国几千多年来的儒家思想文化作个简要的阐释。 关键词：孔子 《诗经》 文化传承 道德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对于每一个读到先秦文字的读者来说，孔子和《诗经》是这一时代文学的重要符号。《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赋予了我国文化的源头的美誉。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经》甚至可以与西方人的《圣经》相媲美。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 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与《诗经》已不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符号问题，它们都已上升到了中国的文化层面，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信息，乃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传统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传统是历史长期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宝贵经验的结晶，是一笔十分丰厚的资源，是转型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基础。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继承。 如果说《诗经》和《周易》代表了前一个时代，而战国勃起的诸子百家哲学与散文代表了后一个时代。孔子恰恰处在这两个时代的转折时期。 孔子对于《诗经》“述而不作”的做法，进一步说明孔子晚年对《诗经》的整理只是删定。孔子一方面在不自觉地，部分地继承，运用先代的情感表达方式，吸取《诗经》各种美学价值，同时却也在愈来愈理性将《诗经》进行切割，分类，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阐释《诗经》。 孔子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诗经》，这部中国文化的源头进行了自觉与不自觉传播和继承。同时，文学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及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 文艺的发展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它与当时的历史阶段相适应，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的感性显现。《诗经》是西周、春秋时处于孕育、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和精神风貌的结晶，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等种种社会条件交汇的产物。 孔子正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大流的价值取向，建立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中华文化的生命特征，也就是文化生命，主要体现为“仁”。 中华文化以仁为根本精神。仁，将宇宙人生融为一体。 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倡导仁和礼的统一思想，被李达五在了四个层面的深刻的阐明：第一， 以“君君臣臣父子父子”，“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血缘伦理基础；第二， 以持中、保守、内向、克制、忍让，即“温良恭俭让”为标准的心理基础；第三， 以忠孝节义为宗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第四， 以“修身齐家治天下”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个体人格。（1）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2）的说法，实际上是讲“仁”本身就是为了释“礼”。 学礼，懂礼，行礼，护礼，就是儒家君子的责任与风度。儒家“仁”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法规之礼，人际之礼，为人之礼。 这种在春秋战国的社会生活大变动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实际上是以君王意识，家长意识为构建核心，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标准。这样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体现了先进的封建生产力的需求，从而能够很快地发展为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为后代封建君王所提倡与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孔子说：“依于仁，游于艺”（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创造诗歌的生命。 以这个观点去看《诗经》，无论是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的《生民》、《大明》，反映劳动生活的《七月》、《丰年》，描写爱情婚姻的《关雎》、《卫风·氓》，以战争徭役为题材的《采薇》、《王风·君子于役》，还是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燕飨诗《小雅·鹿鸣》、《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诗《荡》、《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为根底，都是要“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以达到孔子所倡导的艺术标准，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4）的政治标准。如《硕鼠》里，对于那个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早已经忍无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消极选择。 君权的思想在统摄着他的思想，在无奈的压迫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身的出发，另寻一块修身养性的乐土，正应验了：诗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诗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5）这本身就在强调仁礼统一的道德修养标准，即体现了“诗可以观”的社会认识作用。再如《采薇》、《出车》、《六月》等，堪称中国边塞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