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通过诗经看中国传统文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钟情男子最爱吟诵的《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作品竟然在偏远的小山村流传，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披览《郡志》，知房为尹公故里”。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发现，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 专家们在这次挖掘整理和抢救中发现，在房县农村还在传唱着《诗经》中的《关雎》《蓼莪》等民歌，当地的一些“待尸歌”（当地办丧事时唱的民歌）中也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句子。坚持18年搜集、整理民歌近2000首、百万余字的当地干部张兴成专程录音了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60岁村民邓发顶唱的“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不论走到哪都爱唱几句《诗经》中的有关民歌。 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告诉记者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其歌词是：“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当时在编辑《房县民歌集》时，由于受当时思想的束缚，有些此类民歌就没有被收录进去。记者到房县榔口乡白渔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采访时，居住在这里的80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诗经》中《关雎》民歌。 在房县，人们还用《诗经》里的《蓼莪》民歌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80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说，在自己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2.通过诗经看中国传统文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首钟情男子最爱吟诵的《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作品竟然在偏远的小山村流传，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披览《郡志》，知房为尹公故里”。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发现，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 专家们在这次挖掘整理和抢救中发现，在房县农村还在传唱着《诗经》中的《关雎》《蓼莪》等民歌，当地的一些“待尸歌”（当地办丧事时唱的民歌）中也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句子。坚持18年搜集、整理民歌近2000首、百万余字的当地干部张兴成专程录音了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60岁村民邓发顶唱的“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不论走到哪都爱唱几句《诗经》中的有关民歌。 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告诉记者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其歌词是：“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当时在编辑《房县民歌集》时，由于受当时思想的束缚，有些此类民歌就没有被收录进去。 记者到房县榔口乡白渔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采访时，居住在这里的80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诗经》中《关雎》民歌。 在房县，人们还用《诗经》里的《蓼莪》民歌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 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80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说，在自己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3.通过诗经看中国传统文化作文怎么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首钟情男子最爱吟诵的《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作品竟然在偏远的小山村流传，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披览《郡志》，知房为尹公故里”。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发现，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 专家们在这次挖掘整理和抢救中发现，在房县农村还在传唱着《诗经》中的《关雎》《蓼莪》等民歌，当地的一些“待尸歌”（当地办丧事时唱的民歌）中也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句子。坚持18年搜集、整理民歌近2000首、百万余字的当地干部张兴成专程录音了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60岁村民邓发顶唱的“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不论走到哪都爱唱几句《诗经》中的有关民歌。 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告诉记者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其歌词是：“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 ”当时在编辑《房县民歌集》时，由于受当时思想的束缚，有些此类民歌就没有被收录进去。 记者到房县榔口乡白渔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采访时，居住在这里的80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诗经》中《关雎》民歌。 在房县，人们还用《诗经》里的《蓼莪》民歌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 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80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说，在自己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4.《诗经》在中国文化中是什么地位,它对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对于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诗经》的创作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 1 )抒情诗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为发达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而正是《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创作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 ( 2 )群众艺术的传统。中国的抒情诗创作具有普及性，是一种群众艺术，而这个传统也是由《诗经》奠定的。《诗经》的创作队伍相当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这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的普及性和群众性。 (3) 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面对现实生活，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受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 2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遵循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们是后世诗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 ( 1 )风雅。风、雅本是按照音乐不同划分开的《诗经》的一种诗歌体裁，而《诗经》风诗和雅诗中体现出来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就是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这种创作精神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它引导诗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风雅因此成为后世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时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如唐代陈子昂就以“风雅不作”来批评齐梁之时的诗风，而杜甫则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 2 )比兴。比兴原本是《诗经》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而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此词也”。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的比兴则是一种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手段，要求诗歌不仅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须借助外物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在外物之中的情的高尚严肃。 3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 《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这种四言诗的艺术形式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而且《诗经》的四言体也是后世其他诗歌体裁发生之源，楚辞、汉赋、骈文以及五七言诗都受了《诗经》四言的极大影响。同时其遣词造句、章法结构、节奏韵律也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 5.传统文化古诗词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韩愈《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唐·杜甫《春夜喜雨》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杜甫《江南春绝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杜牧《清明》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唐·白居易《琵琶行并序》 一会儿，粗大的雨点落下来了，打得玻璃窗啪啪直响。 雨越下越大。窗外迷迷蒙蒙的一片，好象天地之间挂起了无比宽大的珠帘。 雨点儿落在屋顶的瓦片上，溅起的水花像一层薄烟，笼罩在对面的屋顶上。雨水顺着房檐流下来，开始像断了线的珠子，渐渐地连成了线。 地上的水越来越多，汇合成一条条小溪。 ——《雨》 听听那冷雨 作者：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 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 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 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 不过那—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 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 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 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 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 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 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 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恩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 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 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 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 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 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住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 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 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 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露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氛题雨意迷离的情调。 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 6.中华传统文化古诗是怎么由来的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它按照一定的音节、韵律的要求，表现社会生诗歌活和人的精神世界。诗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上古。虞舜时期就有相关文献记载。《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相传为孔子所编。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中国古代诗歌历经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之发展。《汉书·礼乐志》：“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於诗歌咏言，钟石筦弦。” 汉 荀悦《汉纪·惠帝纪》作“诗謌”。 唐韩愈《郓州溪堂诗》序：“虽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谓，而喑无诗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 明 王鏊《震泽长语·官制》：“ 唐宋翰林，极为深严之地，见於诗歌者多矣。” 鲁迅《书信集·致窦隐夫》：“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孔羽《睢县文史资料·袁氏陆园》：“袁氏（袁可立）陆园在鸣凤门内，……每逢佳日节期，州内文人名士在此聚会。所吟诵的诗歌，后来荟为专集，名《蓬莱纪胜》。” 古诗文的默写和鉴赏是初高中考试的必考项目，平时可以养成朗读诗歌的习惯，根据作者的生平和创作背景了解诗歌，提升鉴赏的能力。 7.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句子1.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周南·关雎） 2、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小雅·采薇） 3、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诗经·王风·黍离） 4、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诗经·卫风·淇奥） 5、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诗经·王风·采葛） 6、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诗经·郑风·子衿） 7、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经·秦风·蒹葭） 8、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经·卫风·硕人） 9、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诗经·卫风·硕人） 10、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诗经·鄘风·相鼠） 11、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诗经·大序） 12、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诗经·小雅·车辖） 13、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诗经·小雅） 14、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诗经·小雅） 15、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经·小雅·鹤鸣） 16、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诗经·大雅·荡） 17、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诗经·大雅·抑） 18、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尚书） 19、满招损，谦受益。 （尚书·大禹谟） 20、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国语·周语） 21、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国语） 22、多行不义必自毙。 （左传） 23、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左传） 24、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左传） 25、欲加之罪，何患辞。 （左传） 26、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 27、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左传） 28、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 （左传） 29、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左传） 30、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 8.谁有关于《诗经》的文化精神的资料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 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 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 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 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如《击鼓》、《扬之水》、《匪风》、《东山》、《破斧》、《出车》、《卷耳》、《汝坟》、《草虫》等等。 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 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 “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在古希腊，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 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 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 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愉快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