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的历史地位《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对于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的创作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1 ）抒情诗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为发达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而正是《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创作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 2 ）群众艺术的传统.中国的抒情诗创作具有普及性，是一种群众艺术，而这个传统也是由《诗经》奠定的.《诗经》的创作队伍相当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这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的普及性和群众性.（3） 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面对现实生活，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受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2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遵循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们是后世诗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 1 ）风雅.风、雅本是按照音乐不同划分开的《诗经》的一种诗歌体裁，而《诗经》风诗和雅诗中体现出来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就是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这种创作精神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它引导诗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风雅因此成为后世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时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如唐代陈子昂就以“风雅不作”来批评齐梁之时的诗风，而杜甫则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2 ）比兴.比兴原本是《诗经》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而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此词也”.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的比兴则是一种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手段，要求诗歌不仅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须借助外物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在外物之中的情的高尚严肃.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重要原则，风雅侧重于情感抒发的内容方面，而比兴则侧重于艺术表达的形式方面.它们给中国古代诗人指出了如何创作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的道路，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既重内容的纯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动感人，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3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这种四言诗的艺术形式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而且《诗经》的四言体也是后世其他诗歌体裁发生之源，楚辞、汉赋、骈文以及五七言诗都受了《诗经》四言的极大影响.同时其遣词造句、章法结构、节奏韵律也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础.在以上内容中，《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2.[[诗经]]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 ①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 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具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 3.诗经的历史价值1、《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 我国有着颇为古老的地名学记载。从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看，已发掘到的约十万片有文甲骨中，就有大量具有重要地理价值的地名，它们是研究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疆域、山川、大城、周边方国以至对外军事活动诸问题的重要史料。 2、《诗经》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价值 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按照现代地理学的观点，自然地理的要素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和动植物，因此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主要也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诗经》中有关商周时期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载颇多。 3、《诗经》的历史人文地理学价值 历史人文地理学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人为活动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随时间的发展，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因此，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尤其是环境变迁问题，就不能不考虑人类自身对环境的作用。 扩展资料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诗经 4.如何理解诗经在历史上的作用《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诗经》对中国的文学史、政治、语言、甚至思想上都起著非常深远的影响.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诗经》里开宗明义的第一首诗歌是《国风•周南》中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成为当今妇孺皆知的经典话语之一.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古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正是《诗经》中那些对爱情美好而浪漫的描写才有了我们以后对爱情的追求和憧憬.即使爱的很苦，很累；被爱情伤的很深、很重.我们还是抱着一颗不知疲倦的心去迎接下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有了历史上那么多凄美的爱情故事和绝世的传奇佳话：从项羽的霸王别姬到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再到林觉民洋洋洒洒的《与妻书》，那一个故事背后不包含一段令人悍然泪下的凄美爱情.还有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虽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马背上的传奇，可最后还是拜倒在了女人的石榴下.一把宝剑可以创造一个神话，一个女人也足以颠覆一个神话.这就是女人的魅力，也是爱情的魅力！浩浩荡荡的黄河可以把历史的尘埃洗刷干净也可以把历史的留下的伤痕抚慰完好.可它永远也代不走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爱情的妥协甚至牺牲.同时也指出了夫妇在传统五伦关系中的重要性.家庭的破裂将直接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即下一代无法获得父母的关照而学坏）.犯罪率的上升直接影响的社会的安定.而这些是我们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夫妻关系与家庭教育已成为我们棘待解决的问题，和谐的家庭会给孩子创造一个舒适而美好成长环境，孩子也会在这个既定的轨道上健康、自由的成长.而在充满暴力的家庭亦或破碎凄惨的单亲家庭生活的孩子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他们中有多少存在严重的心智问题，要么是严重的孤僻，要么是内心充满仇恨与报复，要么就是走上了世界的另一个极端.他们中有多少长大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面对这种结局我们大多都在抱怨孩子们的叛逆和时代的混乱，又有几个人去反思这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矛盾！《诗经》早在几前年前就为我们上了一堂充满警示的教育课，而我们却没有去认真思考过这些简单背后的深妙.因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应该首先从构建和谐文化开始，而构建和谐文化又应该先从清洁自己的心灵开始.清洁心灵我们需要静下来，用心去聆听文化跳动的脉搏，也许《诗经》会是我们的首选.用《诗经》中简单而充满睿智的语句去洗涤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远离充满腐臭的腴腩之腹，共创和谐文明的香兰之室.在古代，《诗经》还有政治上的作用.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经常用歌诗或奏诗的方法来表达一些不想说或难以言喻的话，类似于现在的外交辞令.包括以后的“兼爱”、“非攻”都对我们现在构建和谐、互利的外交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题中之意.“南南合作”、“南北互利”也是《诗经》中很多外交辞令在现代的引申之意.但是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那些打着历史和文化幌子却时刻准备吃历史豆腐的的不法分子.前不久闹的沸沸扬扬的台湾当局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例不得不让我们对历史和文化一个全新的认识——只有尊重历史和文化才能创造新的文明，篡改历史和文化的人到头来只会摔的很惨.****历史缺乏足够的权力，演绎历史没有天才的想象力，****文化缺乏足够的底蕴，等而下之，只有怯生生贼眉鼠眼的吃历史和文化的“豆腐”.这不仅是历史的不幸，也是文化的悲哀.我们应该把根植于《诗经》这片最深厚而又肥沃的土壤中，从中不断的汲取文化、滋养内涵，让自己充实、高大起来.然后再去思考如何去对外，已经怎样去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要知道传统底蕴是一笔无逾越的文化鸿沟.总之，《诗经》的博大之处就在于它的时代性和延展性.它不仅适用于纵横捭阖、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也适用于盛极一时的贞观、康乾.同样也适用于当前努力构建和谐的中国.让《诗经》博大精深的底蕴为我们构建和谐，共创文明铺平前进的道路.。 5.诗经的意义《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经总集，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共三百零五篇，历史上又称为“诗三百”这里收集的是周代的作品。 《诗经》中的风、雅、颂，是根据诗歌的来源和乐调而作的分类。风是富有地方色彩的乐调演唱的是歌，内容反映民间生活，诗句韵味十足，声音短促，叠章复唱，亲切感人。 雅，分“大雅”和“小雅”，内容包括政治讽刺诗、史诗、祭祀诗、宴会贺诗等等。颂的内容大多是歌颂统治者和先王的德行，但是大多没有鲜明的特色。 《诗经》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史有着巨大的贡献。其是周代的诗歌集大成，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源头。 各个时代的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虽然在风格和擅长的艺术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从《诗经》中汲取了无尽的营养。楚国的屈原继承了《诗经》风、雅的现实主义传统，兼采楚国民歌的形式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写下了不朽的《楚辞》。 自此以后，各种诗歌无不在这丰富的土壤上蓬勃发展。 《诗经》的贡献还表现在诗歌的创作艺术手法和诗歌的语言修辞手法上。 《周礼.春宫》总结《诗经》的艺术手法，是所谓“《诗经》六义”：“曰风、曰 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其中的“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体系，而 “赋、比、兴”就是《诗经》的艺术手法。“赋”就是平铺直叙的意思。 “比”是比 喻的意思，具体形式有明喻、隐喻、借喻、博喻等。“兴”是起兴、发端之意。 诗人 先见一种景物，激起心中的思想感情而涌出诗句。 评论（0） 8 0.发表评论。 6.诗经的历史地位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扩展资料《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 西周初年至 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 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 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 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 风》、《 雅》、《 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 小雅》和《 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 周颂》、《 鲁颂》和《 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 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 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诗经。 7.诗经的历史《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 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 “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 《诗经》共收集了311篇诗歌，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 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 《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 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 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 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 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隐蔽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 周房陵人。猃狁（古民族）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献，并在朔方筑城垒。 遗物有青铜器兮甲盘。湖北有尹吉甫宗庙-----建于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峰区宝堂寺，泸州有尹吉甫抚琴台遗址，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湖北有墓和墓碑遗址。 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 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 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 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编纂者 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三种说法： 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 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 《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 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 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 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 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 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一说王者采诗。 《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 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 《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