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美学体验

诗歌的美学

1.诗歌的美学特征有哪些

在文学作品中，诗歌无疑是最具审美性的。苏雪林说：“诗乃美文之一种。”玛·布尔顿说：“诗歌是语言最精妙的运用之一。它给人以语言所能提供的最大乐趣。”诗歌不仅本身是美的，它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美。雪莱在《为诗辩护》中说：“诗使万象化成美丽；它使最美丽的东西愈见其美，它给最丑陋的东西添上美；它撮合狂喜与恐怖、愉快与忧伤、永恒与变幻；它驯服一切不可融和的东西，使它们在它轻柔的羁轭之下结成一体。”人们对诗歌的衷情和喜爱，从根本上讲是源于诗美。那么，诗歌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美学特征呢？

1.语言上凝练、含蓄的美。诗歌追求的就是用最少的词表达最丰富的意义。无论中外诗歌，都讲究用词的反复推敲，做到舍此无二的地步。诗歌既是最精练的语言，自然要含蓄；以有限的字句，表达不尽的情意，正是诗的本份。从这一点来说，任何一首诗，都不能求百分之百的了解，一定有一部分似解非解，那就是朦胧的美，含蓄的美。正因为其含蓄朦胧，其意蕴便格外丰富，为读者的鉴赏提供了多样的可能，古人云：诗无达诂，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2.形象上的绘画美。诗歌是用意象来表达意义的。古希腊诗人西蒙奈底斯说：“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古人张舜民在《画埋集》中提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都强调诗歌的意象鲜明突出的特点。诗歌中的景色描写、情景交融都构成绘画美。这种绘画美的获得靠的是意象的营造，诗歌呈现给读者视觉看得见的具体形象，并由此在读者脑海里形成一个视觉形象，满足人们的视觉感受。同时意象能引起联想，而联想具有诱发情感的巨大力量。一般来说，最受人欣赏的诗就是那些大多数人都能在脑海里看到其意象的诗。

3.充沛的情感美。情感美是诗的重要特征，离开情感美的诗不能称之诗或好诗，最伟大的诗歌一定是富于强烈的情感的诗歌。诗人处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用心里滚烫的激情熔铸成铮铮的语言，表现出特定的思想感情。诗，可以直抒胸臆，壮怀激烈地高歌，也可以柔曼地低吟；诗歌的情感可激跃，可平淡；可明显，可暗含。无论喜怒哀乐，只要真挚、纯粹，均可构成诗的情感美，而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应和、共鸣，得到美的享受。

4.悦耳的音乐美。优美的韵律和节奏是诗歌美的一个重要结构因素。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音响节奏，包括声律（平仄、轻重、长短句）和韵律（押韵和韵式等）；第二是语义节奏，指诗行的分节、断句、顿开和字词的连续等。历来好诗均可以歌，布尔顿说，诗的本质在于歌，强调的就是诗的音乐美。音乐美满足了人们的听觉感受。

5.微妙的滋味美。这种滋味美，也有人把它叫做“诗味，”就是那种使我们感觉到一首诗之成为诗的那种素质。滋味美是用华美的语言形式所表现的情与景相合的诗的艺术境界，是诗歌给我们的一种独特感受，好比品茶之清香韵味、食佳肴之可口甘甜。诗歌的风格、气脉、文采、文质美均是构成诗味的要素。然而诗歌的微妙意味，常常是在字里行间之外，需要敏锐的感受性方能感知，所以布尔顿说“大多数聪明而多识的头脑足以产生大量的联想。而智能非常低下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欣赏诗。”当诗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会有所损失，甚至完全消失。

2.闻一多新诗的美学追求是什么

闻一多的新诗理论，特别是他的“诗的格律”的理论，对于促进新诗创作的规范化来说，的确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理论提出之后，中国新诗一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创作情态.二十年代末期，以新月派为代表的诗歌创作者，大量地尝试写作结构谨严、字句工整、音韵和谐的新诗文本，追求格律化成为新诗创作的主要表达策略.在这方面以徐志摩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许多诗歌作品，诸如《再别康桥》、《偶然》、《望月》、《起造一座墙》等等，都遵循一定的格律规范，诗句和谐自然，富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 虽然是从拆解初期白话诗创作理念，建设中国新诗的诗学规范角度出发来提出格律诗理论的，但是，闻一多的三美主张，又暗合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标准.在“三美”主张里，不管是讲求字句的整齐，还是追求音韵的和谐，以及在诗歌中通过遣用富于表现力的词汇来构筑诗情画意，这些都是与古典诗歌的创作规则相当吻合.也就是说，闻一多的“诗的格律”理论，表面看是借用了外国诗歌的创作理论和创作经验，实际上也折射出了新月派希望接通中国文学传统的精神血脉，希望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架设一条有益的桥梁的诗学理想.在沟通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联系来促进新诗的发展与成熟方面，闻一多可谓是用心良苦.然而，闻一多的苦心经营并没有在中国新诗的创作道路上维持多久，这一方面因为胡适的白话诗理论余威犹存，另一方面因为诗人们急于投身社会洪流，急于以诗歌作武器介入社会之中，无暇顾及诗歌形式上的要求，而且诗歌界对重回古典诗学创作老路的这种创作原则并不太认可，这样，新月派的格律诗理论，很快就遭到了一些诗人的批判和否弃.首先对闻一多的诗学主张进行猛烈抨击和回驳的是“现代”派诗人们.“现代”派诗人戴望舒，曾经创作了那首被叶圣陶誉为“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创了新纪元”的《雨巷》，在出“新月”而入了“现代”后，马上便写成《论诗零札》的诗论文字，提出若干反对意见对诗歌格律理论进行驳斥.他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的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戴望舒的这些论述，其矛头显然是直接指向闻一多的.我们不能否认，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的格律诗理论的确有过分强调诗歌形式的嫌疑，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戴望舒的观念应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文学体裁的角度而言，既然诗歌这种文体又不能不讲究形式艺术，那么戴望舒的批评又有失偏颇.事实上，外在形式对诗歌是否重要，戴望舒本人的创作就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明.在戴望舒的诗歌作品中，写得最成功，最受读者欢迎的并不是在“现代”派时期弃绝了外在形式追求后诞生的《我底记忆》和《我用残损的手掌》，而是“新月”时期那首很讲究诗歌形式的《雨巷》，这足以说明外在形式对于诗歌作品的重要性. 批评这种强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的言论并没有在戴望舒这里划上句号，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在延续着.三十年代末期，艾青又写了一篇《诗的散文美》的文章，继续反对诗歌写作的格律规范，大力宣讲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和散文化，并把这种口语化和散文化作为诗歌创作最美的形式.艾青指出：“由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而一个诗人写一首诗，用韵文写比用散文写要容易得多.但是一般人，却只能用韵文来当做诗，甚至喜欢用这种见解来鉴别诗与散文.这种见解只能由那些诗歌作法的作者用来满足那些天真的中学生而已.”“散文是先天的比韵文美.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而口语是最散文的.”“称为\'诗\'的那文学样式，韵脚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在它是否有丰富的形象——任何好诗都是由于它所含有的形象而永垂不朽，却决不会由于它有好的韵脚.”艾青强调诗歌创作的自然美和形象性，这自然没有错，但用这种自然和诗歌形象来反对诗歌的格律理论，却显得理由并不充分.好的诗歌固然有好的形象，但创作好的诗歌形象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取缔诗歌的格式韵脚；追求诗歌创作的自然而然，一气呵成当然不错，但诗歌创作的“妙手偶得”毕竟只在少数，大多数的优秀诗歌都不是诗人一蹴而就的，而是诗人在初稿的基础上斟酌打磨的结果.到了40年代，坚持主张新诗应该遵循自由化的创作之路这种论调仍然占主导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等等. 综观二十世纪的新诗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不讲究形式艺术，只追求表达的自由和畅快的诗歌作品比比皆是，占去了历史的绝大部分版面，追求诗歌创作的形式美，在诗歌节奏、韵律等上面费尽工力的诗歌作品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对于以自由诗为主要诗歌形式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创作和诗学观念来，闻一多的“诗的格律”理论，一直是一种解构的力量。

3.什么是诗歌的美学追求

诗歌语言的美学标准 写作诗歌，要调动诸多文学手段。

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的是夸张；“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用的是对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的是比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用的是拟人；“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用的是反复；还有用顶针，用借代，用排比，用设问，用反问，用赋、比、兴的。诗歌语言还要讲音节，讲声韵，但不管用哪一种或多种方法，根据我的体会，好的诗歌语言要做到四个字，即四字标准。

第一个字是“顺”。即言顺、气顺、情顺、理顺。

所谓言顺，是要求自然流畅，不拗口，不晦涩。白居易常将写好的诗念给老太婆听，听不懂就修改，直到老太婆能听懂为止，追求的就是通俗易懂，流畅自然。

凡是千古名句，无一不是通畅自然的句子。如：“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

所谓气顺，就是要求一韵到底，一气呵成。一幅书法要气韵贯通，一幅画要气韵流畅，一支歌要音韵和谐，一首诗也不例外，要不凝滞，不阻隔，朗朗上口，通畅自然。

所谓情顺，就是要有感而发，要纯真，不虚伪，不无病呻吟。在一首诗中，情感往往有变化，有抑扬，但要统一，要一脉相承。

所谓理顺，是指议理诗中的理要正确，不偏颇，有较高的品味和见识。总之，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语言都要顺情、顺理、顺气、顺口。

“顺”是诗歌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二个字是“切”。

即对人或事物的形态、声音、性状的描摹要准确，要切合，要切题、切意、切情、切景，要切时、切地，切合人物身份，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对字义、词义、句意要弄清楚，对典故、传说、历史要把握准确。

刘勰说，“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大作家莫泊桑说：“不论人家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

因此，我们得寻求着，直到发现了这字，这动词和形容词才止，决不要安于大致可以。”怪不得王安石把“春风又到江南岸”的“到”字先后改为“过”，改为“入”，改为“满”，最后才改为“绿”字。

黄山谷把“高蝉正抱一枝鸣”的“抱”字，先后改为“占”，改为“在”，改为“带”，改为“要”，最后才确定为“用”字。范仲淹将“先生之德，山高水长”的“德”字改为“风”字，贾岛改“推”字为“敲”字，真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追求的是一个“切”字。

第三个字是“新”。“新”包括内容新和语言新。

内容新包括角度新、立意新、张扬个性，写有独特见解的诗词。语言新指的是炼字，选词、用句要有新鲜味，要新颖。

要剔除陈腐的老套的和人云亦云的词句，要推陈出新，要典故翻新。“嚼人家咬过的馍没味道”，说的就是这个理。

诗少不了写景。就写景而言。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写得一派清新；“小桥流水人家”写出江南特色；“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写出了江南春的特有景致；“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出了洞庭湖浩渺壮阔及诗人的特别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出大西北傍晚的雄浑与孤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写出了亡国之君心灵深处的痛楚。总之，这些诗句都写出了景物的新奇。

再看写人。窦娥的冤屈，卖炭翁的苦痛，琵琶女的身世和技艺，无一不写得个性鲜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用日常小事写仁慈写母爱；“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用细节用动作写羞涩写无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沦送我情”，用比喻用夸张写出感情的真挚与深厚。

总之，古人无论是写征夫、写闺秀、写文士、写寡妇，都形神毕肖，个性鲜明，真正突出了一个“新”字。 第四个字是“变”。

诗歌篇幅短小，用语简炼，特别是近体诗，五绝少到20个字，七律也只有56个字。还兼以平仄、对仗和押韵的限制，它的用语省略、跳跃、倒装变化甚多。

如省略：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没有一个动词，显然省去了谓语；再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溅泪的主语不是花，惊心的主语不是鸟，它们的主语都是人，却被省略了。而这些诗均为名篇大作，经一省略，诗句更为精炼，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了。

再看跳跃的例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竹，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一二句，作者李商隐着眼当前，回答归期，而夜雨迷漫，内心愁苦至极。

第三句假设，第四句跳到日后相遇时的情景来构筑全诗。诗句明白如话，而又曲折深婉，含蓄隽永，余味无穷。

再来看倒装。岑参《逢入京使》中的“故园东望路漫漫”；应为“东望故园路漫漫”。

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按一般说法也该改“惊鹊”为“鹊惊”，改“鸣蝉”为“蝉鸣”。杜甫的“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也应是“风折笋垂绿，雨肥梅绽红”。

这样一变化，不仅平仄协调，句法新颖，而且形象性强，给人印象更鲜明深刻。

4.诗歌的三种艺术美

一首好的诗歌，之所以能人以美的享受，来源于诗的本身所具有的美学基础。而这些美学基础又都是从生活美、语言文学美等方面转化过来的。

诗美本身从来就是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的美，是建筑美、音乐美、色彩美与意象美及其它美的综合体现。

诗歌的艺术价值，应该首先体现在它的美学价值上，而这种美价值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它的认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不被读者所认可的诗，即使它的美学价值再高，也很难得到充分的体现，因而，它也很难产生本应该具有的社会效应。

5.什么是诗歌的美学追求

诗歌语言的美学标准 写作诗歌，要调动诸多文学手段。

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的是夸张；“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用的是对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的是比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用的是拟人；“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用的是反复；还有用顶针，用借代，用排比，用设问，用反问，用赋、比、兴的。诗歌语言还要讲音节，讲声韵，但不管用哪一种或多种方法，根据我的体会，好的诗歌语言要做到四个字，即四字标准。

第一个字是“顺”。即言顺、气顺、情顺、理顺。

所谓言顺，是要求自然流畅，不拗口，不晦涩。白居易常将写好的诗念给老太婆听，听不懂就修改，直到老太婆能听懂为止，追求的就是通俗易懂，流畅自然。

凡是千古名句，无一不是通畅自然的句子。如：“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

所谓气顺，就是要求一韵到底，一气呵成。一幅书法要气韵贯通，一幅画要气韵流畅，一支歌要音韵和谐，一首诗也不例外，要不凝滞，不阻隔，朗朗上口，通畅自然。

所谓情顺，就是要有感而发，要纯真，不虚伪，不无病呻吟。在一首诗中，情感往往有变化，有抑扬，但要统一，要一脉相承。

所谓理顺，是指议理诗中的理要正确，不偏颇，有较高的品味和见识。总之，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语言都要顺情、顺理、顺气、顺口。

“顺”是诗歌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二个字是“切”。

即对人或事物的形态、声音、性状的描摹要准确，要切合，要切题、切意、切情、切景，要切时、切地，切合人物身份，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对字义、词义、句意要弄清楚，对典故、传说、历史要把握准确。

刘勰说，“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大作家莫泊桑说：“不论人家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

因此，我们得寻求着，直到发现了这字，这动词和形容词才止，决不要安于大致可以。”怪不得王安石把“春风又到江南岸”的“到”字先后改为“过”，改为“入”，改为“满”，最后才改为“绿”字。

黄山谷把“高蝉正抱一枝鸣”的“抱”字，先后改为“占”，改为“在”，改为“带”，改为“要”，最后才确定为“用”字。范仲淹将“先生之德，山高水长”的“德”字改为“风”字，贾岛改“推”字为“敲”字，真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追求的是一个“切”字。

第三个字是“新”。“新”包括内容新和语言新。

内容新包括角度新、立意新、张扬个性，写有独特见解的诗词。语言新指的是炼字，选词、用句要有新鲜味，要新颖。

要剔除陈腐的老套的和人云亦云的词句，要推陈出新，要典故翻新。“嚼人家咬过的馍没味道”，说的就是这个理。

诗少不了写景。就写景而言。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写得一派清新；“小桥流水人家”写出江南特色；“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写出了江南春的特有景致；“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出了洞庭湖浩渺壮阔及诗人的特别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出大西北傍晚的雄浑与孤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写出了亡国之君心灵深处的痛楚。总之，这些诗句都写出了景物的新奇。

再看写人。窦娥的冤屈，卖炭翁的苦痛，琵琶女的身世和技艺，无一不写得个性鲜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用日常小事写仁慈写母爱；“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用细节用动作写羞涩写无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沦送我情”，用比喻用夸张写出感情的真挚与深厚。

总之，古人无论是写征夫、写闺秀、写文士、写寡妇，都形神毕肖，个性鲜明，真正突出了一个“新”字。 第四个字是“变”。

诗歌篇幅短小，用语简炼，特别是近体诗，五绝少到20个字，七律也只有56个字。还兼以平仄、对仗和押韵的限制，它的用语省略、跳跃、倒装变化甚多。

如省略：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没有一个动词，显然省去了谓语；再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溅泪的主语不是花，惊心的主语不是鸟，它们的主语都是人，却被省略了。而这些诗均为名篇大作，经一省略，诗句更为精炼，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了。

再看跳跃的例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竹，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一二句，作者李商隐着眼当前，回答归期，而夜雨迷漫，内心愁苦至极。

第三句假设，第四句跳到日后相遇时的情景来构筑全诗。诗句明白如话，而又曲折深婉，含蓄隽永，余味无穷。

再来看倒装。岑参《逢入京使》中的“故园东望路漫漫”；应为“东望故园路漫漫”。

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按一般说法也该改“惊鹊”为“鹊惊”，改“鸣蝉”为“蝉鸣”。杜甫的“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也应是“风折笋垂绿，雨肥梅绽红”。

这样一变化，不仅平仄协调，句法新颖，而且形象性强，给人印象更鲜明深刻。

6.关于盛唐诗歌的美学风貌有哪些特征求答案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

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

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

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 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

《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

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

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

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说盛唐诗雄壮浑厚，是就其总体风貌特征和主要倾向而言。

大致说来，盛唐诗绝大多数是浑厚的，但有一部分诗篇特别是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篇，风格冲淡闲逸，虽也自然浑成，但并不雄壮。 这类诗篇在盛唐诗中毕竟只占少数。

盛唐气象是一种宏观性的概括。盛唐气象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盛唐诗人的豪情壮志。诗人们面对当时国势强大、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大抵胸襟开阔，意气昂扬，希冀建功立业。

他们喜欢描写祖国壮丽的山河，边陲奇伟的风光、紧张的战斗和自己的豪情壮志。 他们追求“鲸鱼碧海”（杜甫《戏为六绝句》语）的壮阔诗境。

这就形成了盛唐诗的雄壮风貌。二是对前代优秀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盛唐诗人竭力扫除南朝至初唐的浮靡诗风，重视向汉魏古诗、乐府诗学习，注意发扬汉末建安时代明朗刚健的优良诗风。从诗歌本身的继承关系说，盛唐诗的雄浑特征，得力于此。

一部分盛唐诗，较充分地反映了唐帝国强盛期的时代面貌，但盛唐气象和盛唐时代面貌不是一回事。文学史上的盛唐，指唐玄宗、肃宗两朝，约五十年。

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国势开始衰落，中经安史之乱，更是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但以杜甫为代表的盛唐后期诗，仍然富有雄浑的特征。 举例来说，杜甫的《望岳》诗写于盛唐前期，固然表现了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宏伟抱负。

他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写于安史之乱前夕，表现了唐帝国岌岌可危的形势和诗人的忧心忡忡，却仍然气象雄浑。杜甫晚年所写的《登楼》《登高》两首七律，表现唐朝受外族侵凌的衰败局面和诗人的迟暮心情，境界仍然雄壮阔大。

此类的例子尚多。杜甫晚年的这类诗篇，往往被明清诗论家誉为表现盛唐气象的佳作。

李白晚年在安史之乱后所写的不少诗篇，也具有雄浑风貌。盛唐后期，时代面貌大变，但李、杜等人在前期所形成的心态没有消失，所追求的明朗刚健诗风也没有消失，所以仍能写出不少雄浑的诗篇。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盛唐诗是唐诗史上的高峰，以雄壮浑厚为特征的盛唐诗气象，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盛唐之音指唐代自开元至大历间，为唐诗的全盛时期，唐诗分期者称为盛唐，有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

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李白，还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

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诗的主要特征；而即使是恬静优美之作，也同样是生气弥满、光彩熠熠的。

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7.艾青诗歌的美学特征

艾青是五四以来新诗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

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以深沉忧郁的笔调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合着时代的节拍，反映着历史的真实。他的诗作丰富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自他起步开始就走在了坚实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上。

在这里，我想就艾青三十年代的诗歌创作，探讨一下其诗的艺术特色。我认为，无论在丰富的意象，还是巧妙的抒情，亦或是形象化的语言等方面，艾青早期的诗歌在那个时期诗坛中都是别具一格的。

一 艾青早期的诗歌，以革命的现实主义手法，深沉忧郁地唱出了祖国的土地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同时他的诗篇又激励着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神圣的国土不可侵犯而英勇斗争。由于诗歌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所表现的内容要高度概括集中，在表达上，要求有饱满强烈的感情和丰富飞腾的想象，因而采用丰富多彩的意象可使形象更加丰满生动。

所谓意象，就是能寄托出某点感觉的事物、景色，是经过了主观再创造的形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由此可见，诗的形象化离不开具体生动的描写，也离不开作者的主观感受。

艾青早期的诗歌，注重通过描写具体可感的事物来引起感觉、发挥联想、捕捉和选择意象以凝结成形象，形成了他早期诗歌艺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阅读艾青早期诗歌中，我发现，艾青所采用的意象，其外延相当丰富，就是说，他的诗歌中以现实主义手法对生活作真实的再现，所摄取的物象品种多，表现的范围广，象征的东西丰富。

譬如一九三七年初的作品《太阳》一诗有这样几句：“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就是一种光明来临的具体化感觉，它暗示着光明时代的到来那种不可阻挡的雄伟气势。

作为《太阳》起点的《春》这首诗一开头就说：“春来了，龙华的桃花开了。”大家知道，龙华是**在上海屠杀革命者的刑场，那里淤积着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诗人在这里发现了诗，激起了诗情，展开他的艺术构思，采用了一系列的意象向我们启示：龙华的桃花是在“东方的深黑的夜里”爆开的，那些深黑的夜是“血斑点点”的，那些也里“没有星光”、“刮着风”，人们“听着寡妇的咽泣”。

烈士的殷红的鲜血爆开了龙华桃树上的蓓蕾，孕育了江南的春天。这一从“墓窟”中走来的春，是诗人透过暗夜与血迹对象征自由、胜利的春天的呼唤，是诗人生活信念的结晶。

再如《死地》里有句“大地已死了……它死在绝望里；临终时依然睁着枯干的眼，巴望天顶落下一颗雨滴……”这就是以大地作象征的形象，刻画出人民在大旱之年痛苦绝望的情绪。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更是运用意象的典范，全诗多处运用意象表现某些感觉的事物景色，给人以情景交融的感觉境界。

在诗中，诗人开门见山地点出了大堰河与“我”的特殊关系后，引入了对大堰河的回忆，集中描述了她一生悲苦的经历：“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几个意象分别以坟墓、瓦菲、荒园、石椅这些物象的直观表现烘托出诗人对保姆大堰河悲惨身世的感念。我们知道，艾青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被寄养在一位贫苦的农妇家中，直到5岁才回到自己家中，这使他从小就感受到了农民的艰苦生活并把自己的命运同农民联系在一起。

因而，当他在这天清晨，透过监狱的窗口看到了漫天的大雪，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家乡，也想起了曾经用自己的乳汁哺育过他而今已埋进了“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的保姆——大堰河。这些意象注入了作者的主观感受，融入了诗人的情与感，经过艾青的主观再创造，使我们读起他的诗，感受到艾青笔下的意象描写已经不是单纯的写实了。

采用丰富多彩的意象表现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抒发深沉忧郁的感情，使抒情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充分体现了艾青独到的艺术特色。五四启蒙时代的郭沫若，他的诗也常用比喻、象征等手法，借助某一形象抒发感情，但他的诗中所表现的自然景物，表现的意象，大都被人化和神化了，借以直抒胸臆地表现自我感情。

这与艾青将意象与情与感交融、主观与客观有机结合的表现手法是不同的。与艾青同一时代的臧克家，他的诗执着于现实，取材于现实，他比较注重以客观的准确意象代替主观情绪的直接发泄，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具体可感的画面构成意象时，更倾向于单纯写实。

艾青诗歌意象的外延丰富多彩是与其内涵的深刻相一致的。同样是写太阳、春天、黎明、夜晚，同样是写某一具体可感的事物，艾青能够赋予它深刻的思想内容，从而使其诗歌在艺术与思想内容方面形成了有机的统一。

例如在《雪落在中国是土地上》这首诗一开头就创造了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阴冷、凄怆的气氛和意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接下来用拟人的手法写道：“风，/象一个太悲哀的老妇，/紧紧地跟随着/伸出寒冷的指爪/拉扯着行人的衣襟，/用着象土地一样古老的话/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这里的“风”和“雪”既是对大自然景象的如实描写，又是对当时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