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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西传史论

1.求《书魏郑公传后》全文翻译

书魏郑公传后曾巩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

虽其忠诚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

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

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唯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谏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

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 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 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

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戾矣。”

夫《春秋》 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 焚稿者谁欤? 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

何则? 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 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已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

曰: 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噫! 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

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 岂非然哉?“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唐代魏征的一句忠谏名言,以其哲深旨远,而流传于后世。

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朝廷重臣,魏征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谏诤为已任,前后向唐太宗陈谏达“二百余事”。他的《谏太宗十思疏》更脍炙人口。

而唐初的太宗皇帝则较为开明。他认为天子日理万机,总会有失误之时,“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贞观政要》卷8《论贡赋》) 故能注重任贤,纳谏。魏征所提“薄赋敛,轻租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建议均为唐太宗所采纳。

他们彼此间相互信赖的关系,堪称封建君臣关系之典范,历来被史学家们所称道。然而,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帝王。

后因魏征“以谏诤事付史官”,遂触“太宗怒之”。以致对魏征“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

以天子的威严而论,要维护其在历史上的神圣地位,终不能容忍因“纳谏”而提高魏征的身价。曾巩正有感于此,便挥毫写下了《书魏郑公传后》这篇史论。

文章以史实为例证,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把诤谏之事载人史册,将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然后逐条批驳了隐瞒君王过错和掩盖历史真相等封建伦理观念,并在君臣关系上提出了“诚信”的观点。

文章论述徐缓而庄重,辩驳简捷而有力,不失为一篇较好的说理散文。说理与议论是曾巩散文的主要形式。

他的说理文一贯注重章法的严谨和布局的分明,而说理透彻则是曾文更为突出的特色。这篇史论,立论明确,并以史实为证反复论说了什么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作者指出“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原因就在于太宗能纳谏。然而,历史上对纳谏之事始终褒贬不一。

于是,作者从君臣关系入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中指出“大公至正之道”才是君臣关系的行动准则。而“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皆不可取。

至于“是以谏诤为非美”的认识则更不可取。纳谏不仅有利于“治国”,且有益于后世。

但是就连太宗这样的君王在其执政末年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因而“渐不知天下之得失”,所以导致了辽东之败。

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法从国家社稷的“所治”与“所不治”两方面论证了纳谏的重要性。本文到此并未浅尝辄止,而是将论题深入一步,对谏诤之事载入史册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剖析。

文章以“切谏其君者”伊尹、周公为例,指出他们之所以“为良相”,太甲、成王之所以“为贤君”,是因为“其书可见”的缘故。它不仅使后人“知其贤且良”,而且使后世有了仿效之依据。

而桀、纣、幽、厉、始皇等数君则不然。“其臣之谏词无见焉”,此“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

因而使“谏诤之无传”。这便是“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的根由。

通过正反史例之比较,结论已不言自明了。作者寓说理于叙事之中,既使道理得到了透彻论证,又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文章起伏有致,事与理互为增色。

本文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论题进行了阐述。既列举了魏征、伊尹、周公等人为正面例证,亦。

2.求《晋书》:刘伶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

原文:刘伶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

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译文:刘伶早年的时候不在乎有没有家产。

常坐着鹿车,带着一壶酒,叫人带着锄头跟着,说:“我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一、语出唐房玄龄等人合著的《晋书》。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 。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

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

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二、作者简介 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名乔,字玄龄,以字行于世,唐初齐州人,房彦谦之子。

房玄龄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房玄龄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典管书记,是李世民得力的谋士之一。

武德九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廿四癸卯日,房玄龄病逝,谥文昭。永徽三年,玄龄次子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被指谋反,遗爱被处死,公主赐自尽,诸子被发配流放到岭表。

玄龄嗣子遗直也被连累,被贬为铜陵尉。房玄龄配享太庙的待遇也因而被停止。

因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新唐书》本传对房的评价是“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

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三、简述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

参见十八家晋史。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 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 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

其他十六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另外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

四、特点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

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

《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第三个特点是补旧史之不足 《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

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

《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从当政者的角度,《晋书》虽为立传,但并不鼓励司马氏的发家史,《晋书·宣帝纪》里曾讲到晋明帝问起晋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告之,明帝大惭,把脸埋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而唐太宗在其所作的史论里,更不乏警世之意。

第四个特点是记载完备 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记述。可说都非完备的晋史。

与唐之前的各晋史相比,《晋书》的内容较为详尽且广博,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舆服志》和《礼志》《乐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崇尚礼仪服饰的风气。

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

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3.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史论它的特点是什么

1.立足现实 立意深刻 欧阳修十分注重文章的致用性。

他的不少政论性散文都是立足现实,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本文虽属史论,但同样是立足现实,有着现实的警觉作用,体现了欧阳修议论文内容深广、立意深刻的特点。

本文立意之深刻,除了在于作者摆脱了当时流行的天命论的束缚,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现状、社会人事入手,寻找唐庄宗失国因由,更在于作者是以历史家的严峻,政治家的敏锐,叙史事以鉴今,述往昔以讽世,告诫统治者应以史为鉴,力戒奢欲,革除积弊,免蹈覆辙。在对后唐盛衰剧变的历史感慨的背后,分明是作者对现实的忧虑,对变革以图存的企冀。

2.布局谨严 条理明晰欧阳修的散文向以行文从容不迫,层次曲折明晰著称。他的政论、史论,对论题总是步步探究,层层剖析,写来从容裕如,无懈可击。

《伶官传序》首段即开宗明义,揭出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接着点出唐庄宗始得天下、终失天下的悲剧,照应“盛”、“衰”二字,交代论述内容,说明立论根据,并顺势引起下文。第二段紧承上文“庄宗之所以得天下”,写唐庄宗兢兢业业,为报父仇的事迹。

行文分两层:一层叙李克用临终遗言,说明得天下实非易事;一层叙唐庄宗为实观亡父遗愿而忧劳国事,自强不息,“忧劳可以兴国”的深意隐含字背。第三段写唐庄宗由胜而败,由盛而衰的事迹。

行文也分两层:一层叙庄宗灭梁破燕得天下的盛况;一层叙后唐君臣衰败失天下的惨象。两层紧扣“盛”、“衰”二字,处处照应论点,落笔不虚。

尤其第二层,夹叙夹议,理从事出,用了两个反诘句来回应首段成败由人的论点。语用反诘,也有助于读者得到理性的启迪。

末段归结全文,从后唐盛衰剧变的史实中引出教训,进一步阐明“人事”对于国家的盛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道理。在揭出后唐兴亡的原因之后,最后以“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三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作结。

从内容看,三句含有鉴往知来的良苦用心;从结构看,三句实为上文论述中心的引申发挥。不难看出,本文布局非常严密,通篇围绕着成败由人这个中心来阐述、论证、发挥,条理清晰,次序井然,欧阳修布局文章的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3.说理透辟 叙事简括欧阳修的议论文,与严密的布局相谐一致的是说理的透辟,为了把道理说得透辟有力,欧阳修十分注意材料与观点之间的严密逻辑和论证过程中的正确推理。《伶官传序》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接着就用庄宗报仇,建立后唐以及后唐灭亡的史实作为论据。

唐庄宗受矢先王,誓报父仇,当其破梁灭燕时,可谓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然而一旦得到天下,便志满意得,生活也渐加奢靡,仅仅四年,便乱亡其国。

作者引此史实作为论据,显然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在论证过程中,作者主要采用了正反对照法,用庄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史实作对照,说明“得之难而失之易”的道理;用后唐兴盛与衰亡的史实作对照,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通过正反对照,使论点更加鲜明突出。

在论证过程中,作者还援引古训以加强论证力量。“满招损,谦得益”,语虽寥寥六字,却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客观真理,以此作为论述的依据,更增强了主要论点的说服力。

这篇文章虽为史论,但叙事部分也写得简括有法。文章从李克用临终遗言,写到底宗报仇成功,再写到庄宗图安逸而亡国,既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后唐兴亡的那段史实,也写出了事件的曲折。

作者写庄宗得天下是突出其意气之“壮”,写庄宗失天下是突出其意气之“衰”,叙事简括而又绘形绘声,全文抑扬相间地对照写来,极尽吞吐之妙。4.气势充畅 感慨淋漓欧阳修重编《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是“重劝戒,示世也。”

由于他是立足于现实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笔端常带激情。诵读本文,我们不难感受到充溢于字里行间的饱满感情和通贯于全篇的充畅气势。

比如,文章开头即以感叹词“呜呼”领起,为全文定下感慨不尽的基调。接着用转折词“虽”轻轻一转,把国家盛衰的原因导入“人事”方面,再用“岂非人事哉”一句反诘来加强感叹,使立论更显得意味深长。

在论证部分,作者叙庄宗得天下的盛况,写来笔墨酣畅。气势豪雄;叙庄宗失天下的惨象,情调一变而为悲凉凄恻,作者对后唐的历史感叹也融注其间。

第四段的推论又饱含着作者对现实的隐忧和对北宋王朝的企冀。可以说,本文议论随着文章的收敛而趋于锐利,而感情又随着议论的层层深入而趋午饱和,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跌宕的文情贯注在文章的始终,使全文具有气势充畅,感慨淋漓的鲜明特点。

5.字词千钧 平易见精欧阳修为文“用思甚苦”,尤重视句式的选择与词语的锤炼,所以他的政论、史论多有文约语精、平易畅达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句式的选择同样颇具匠心。

文中多用带有感叹意味的句子和反问句,这样,读来就给人以抑扬顿挫、低昂往复、咏叹不尽的感受。作者还注意长句和短句的交错,从而造成铿锵、流转、和谐的音节美。

对于长句和短句,作者更发挥了短句的优点。比如,在叙述庄宗衰亡时,就以整齐的四字句联贯而下,运用繁。

4.晋书钟雅传文言文翻译

译文:钟雅,字彦胄,颖川长社人。

钟雅年少丧父,爱好学习而有才志,因四种才德俱美而受到举荐,被任命为汝阳令,后入朝担任佐著作郎。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服丧期满而复职。

钟雅躲避战乱东渡长江之后,元帝司马越任命他做丞相记室参军,升任振威将军。过了不久,转任尚书右丞。

当时在太庙举行祭祀,钟雅呈奏道:“陛下继承世系的辈数,对于京兆府君来说应当是玄孙,而今天的祝文中自称曾孙,我担心这是因循沿袭的失误,应当改正。另外按照礼法,祖父的兄弟,是从祖父。

景皇帝自己因功德而称为世宗,并不是以伯祖的名分而进入祖庙,也应除去伯祖的字样。” 皇上下诏说:“按照礼法,事奉宗庙时,自曾孙以下皆称为曾孙,这并非因循沿袭的失误。

采取重孙的名义称号,可以历代共用这个称呼,不须更改。至于称呼伯祖确是不妥,按钟雅上奏的意见。”

钟雅转任北军中候。钱凤作乱,钟雅被加封广武将军,率领将士们驻守青弋。

当时广德县人周圮为钱凤而起兵进攻钟雅,钟雅退守泾县,收编集合士人百姓,讨伐周圮,并斩杀了他。明帝去世,钟雅改任御史中丞。

当时国丧未满周年,而尚书梅陶私自请歌舞女伎作乐,钟雅上奏弹劾说:“梅陶没有大臣忠心敬慕的气节,家庭中奢侈靡费,歌舞艺伎争奇斗艳,丝竹管弦之音,传播到大路上,应该对他加以放逐罢免,以整肃王法。请求把他交付司徒,公正地评议论处。”

穆后临朝处理政事,特地赦免而不追究谴责梅陶的罪。钟雅公正执法,制裁纠正违反法令的行为,百官都畏惧他。

苏峻叛乱,皇上诏令钟雅做前锋监军、假节,带领精锐的勇士一千名来抵抗苏峻。不久朝廷军队大败,钟雅与刘超共同侍卫天子。

有人对钟雅说: “见到条件许可就进取,知道有困难就退却,这是古来的常理。你性格诚实正直,必定不能被仇敌包容,为什么不见机行事而坐着等死呢?”钟雅说:“国乱不能纠正,君危不能救助,各自遁逃而求免祸,我怕史官董狐将要手执写历史的竹简到来了。”

庾亮临走时,回头对钟雅说:“之后朝廷的事我衷心托付给您了。”钟雅说:“栋梁摧折,是谁的过错呢?”庾亮说:“眼前的事,不用再说了,您应当期望有收复国土的功劳阿。”

到了苏峻强逼迁都时,皇帝车驾前往石头城,钟雅、刘超流泪步行跟随皇帝。第二年,二人都被叛贼杀害。

叛贼平定后,追赠钟雅为光禄勋。扩展资料 中国自唐太宗时开始设馆修史,修成六部正史,《晋书》便是其中的第一部。

《晋书》里面所讲的火地晋卦,跟《周易》里的火地晋卦不一样。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其中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

当时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便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修《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

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李世民选择晋书来写史论,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

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

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写成,历时不到三年。

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四个特点。1、作者众多。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2、体例的创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

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3、补旧史之不足。《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

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

4、记载完备。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

5.诸葛亮与 诸葛谨 是一个母亲吗

诸葛亮(181.4.14~234.8.28),字孔明,号卧龙,汉族,琅邪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理论家,发明家。

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 个人资料 体态:身长八尺(约1.84米),容貌甚伟,时人异焉(出自陈寿《上诸葛亮集表》,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附内容) 官职:丞相 领司隶校尉 益州牧 录尚书事 假节 爵位:武乡侯 祖上:诸葛丰(汉朝司隶校尉) 父亲:诸葛珪(东汉末年泰山郡丞) 母亲:章氏 叔父:诸葛玄 配偶:黄月英 兄弟:诸葛瑾(兄) 诸葛均(弟) 子女:诸葛瞻(亲子) 诸葛乔(养子,实乃长兄诸葛瑾之子) 孙子;诸葛尚(瞻长子) 诸葛京(瞻次子) 诸葛攀(乔子,后因诸葛恪获罪,满门抄斩,故重归诸葛瑾门下) 重孙:诸葛显(攀子) 诸葛瑾(174-241)字子瑜,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市)人。

三国时期吴国大臣,诸葛亮之兄,诸葛恪之父。经鲁肃推荐,为东吴效力。

胸怀宽广,温厚诚信,得到孙权的深深信赖,努力缓和蜀汉与东吴的关系。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吕蒙病逝,诸葛瑾代吕蒙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

孙权称帝后,诸葛瑾官至大将军,领豫州牧。 个人资料 容貌 面长似驴 官至 大将军 父亲 诸葛珪 叔父 诸葛玄 弟弟 诸葛亮 诸葛均 曾效力过的势力 吴 诸葛瑾(公元174-241年),字子瑜,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

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虽说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出身,但到了诸葛瑾父亲诸葛珪这一代已经是明显没落了。

尽管如此,诸葛瑾还是演习了后汉时期很多年轻学子的传统,“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约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母亲章氏去世,诸葛瑾“居丧至孝”,并且“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以上两处均见《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

但不久诸葛瑾的父亲诸葛珪也病故,一家人顿时失去了依靠。不得已,诸葛瑾一家只好投奔叔父诸葛玄。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诸葛玄被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亮及弟弟一起随同叔父前往,而诸葛瑾却没有随行。现代的一些专家、学者大概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这时的诸葛瑾同继母一起去了江东避难。

这种观点目前在史学界比较普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诸葛瑾离开的时间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兴平二年(公元195年)。

持这种观点的有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史探微》、王永平的《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陈文德的《诸葛亮大传》等。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时的诸葛瑾同继母一起留在家乡琅邪,直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才避祸江东并得到孙权赏识,成为孙吴集团的一员。

余明侠的《诸葛亮评传》、袁仲仁《诸葛亮文选译》、黎东方《细说三国》等。 从《三国志•诸葛瑾传》中就可以找到一个答案: (孙)权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测。

群下多为之言,权怒益甚,与相反复,惟瑾默然,权曰:“子瑜何独不言?”瑾避席曰:“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厉,陈答万一,至令模孤负恩惠,自陷罪戾。

臣谢过不暇,诚不敢有言。” 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诸葛瑾离开琅琊之时,当地的形势是“本州倾覆,生类殄尽”。

琅涪储帝肥郜堵佃瑟顶鸡琊隶属徐州,这种情况在曹操两次东征陶谦时最为明显。《三国志•陶谦传》中提到:“兴平元年,(曹操)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

《 后汉书•陶谦传》中更是指出:“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当时整个徐州是曹、陶争夺的战场,而且战事已经波及到诸葛一家的故乡---琅琊;而到了建安五年,初了曹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败刘备之外,并无什么大仗发生,而且也没有出现诸葛瑾所描述的“本州倾覆,生类殄尽”的惨状(关于这两个时期徐州的情况,拙作《煮酒品三国》一书中有相关介绍,有兴趣请参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而第二种说法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

诸葛瑾到达江东的生活,史料中没有记载,但从诸葛瑾自己所说的“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等情况看,似乎是比较清苦的。王永平在其《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一书中说:孙权“闻之怆然”,表示“特为君赦之”。

由此可见瑾早年渡江后的艰苦境况。可见直到孙权执政之前,诸葛瑾没有得到江东地方官员的任用,以致他在生活上十分困难。

王永平在此段论述中还特别进行了一个补充,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关于诸葛瑾的实际生活状况没有具体记载,但参考其友人淮阴步骘、广陵卫旌初至江东,依附会稽豪杰焦征羌,“求食其地”,屡遭羞辱的情况,不难想象诸葛瑾的生活状况(《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至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略显牵强。

理由见《三国志•张昭传子承附传》:(张)承字仲嗣,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畯相友善。张昭是孙策的首席谋臣,诸葛瑾与其子关系不错,即使是生活困难,理所当然会得到资助。

而且,尽管步骘和卫旌屡遭羞辱,也未必同诸葛瑾有关,这两者之中没有什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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