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在中国文化中是什么地位,它对后《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05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2.文化以一颗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敬畏之心来说，用一年的时间来了解先秦哲学家们的思想，简直是痴人说梦.孔孟之道，和老庄之法，看起来本是矛盾冲突的，但实则不然，以出为入，视实为虚，都是能陶冶性灵的.不管如何，倘若要读的话，先捉道家的书，是不大适合的.《道德经》《南华经》是非常难读懂的，语言一语多意，文章晦涩，并且老子年老，庄子地偏，语言有很多太过晦涩.从简单入手的话，不如先看《论语》，配以《十三经注疏》加以理解，但坚决摒弃于丹的胡言乱语，自己领悟孔子思想一些简练的总结.然后建议读《左传》（《春秋》），了解春秋历史变化，更重要的是体会孔子编此书时，贯通其中的思想.再去读《孟子》《大学》和《中庸》，则是对整体孔孟思想的论证和铺陈，就好理解得多了.五经之中的《诗》可以选一些知名章节读一读，至于《礼》《书》《易》是太难了些，《礼》《书》都是行为和语言的表象，要想从中体验文化之精髓的话，恐怕只有朱熹门下的学究们才干得来，《易》是孔子年老时候才读的，现代之人，更少有染指.在我看来，物欲横流的今天，能静心去领悟孔孟的人已经是难得了.如果事业不顺，无所适从的时候再去读《道德经》，才比较合适.年老无所欲的时候，再读黄老，便能超脱了.。 3.《诗经》在中国文化中是什么地位,它对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对于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诗经》的创作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 1 )抒情诗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为发达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而正是《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创作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 ( 2 )群众艺术的传统。中国的抒情诗创作具有普及性，是一种群众艺术，而这个传统也是由《诗经》奠定的。《诗经》的创作队伍相当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这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的普及性和群众性。 (3) 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面对现实生活，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受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 2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遵循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们是后世诗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 ( 1 )风雅。风、雅本是按照音乐不同划分开的《诗经》的一种诗歌体裁，而《诗经》风诗和雅诗中体现出来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就是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这种创作精神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它引导诗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风雅因此成为后世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时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如唐代陈子昂就以“风雅不作”来批评齐梁之时的诗风，而杜甫则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 2 )比兴。比兴原本是《诗经》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而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此词也”。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的比兴则是一种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手段，要求诗歌不仅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须借助外物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在外物之中的情的高尚严肃。 3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 《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这种四言诗的艺术形式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而且《诗经》的四言体也是后世其他诗歌体裁发生之源，楚辞、汉赋、骈文以及五七言诗都受了《诗经》四言的极大影响。同时其遣词造句、章法结构、节奏韵律也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 4.通过诗经看中国传统文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钟情男子最爱吟诵的《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作品竟然在偏远的小山村流传，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披览《郡志》，知房为尹公故里”。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发现，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 专家们在这次挖掘整理和抢救中发现，在房县农村还在传唱着《诗经》中的《关雎》《蓼莪》等民歌，当地的一些“待尸歌”（当地办丧事时唱的民歌）中也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句子。坚持18年搜集、整理民歌近2000首、百万余字的当地干部张兴成专程录音了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60岁村民邓发顶唱的“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不论走到哪都爱唱几句《诗经》中的有关民歌。 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告诉记者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其歌词是：“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当时在编辑《房县民歌集》时，由于受当时思想的束缚，有些此类民歌就没有被收录进去。记者到房县榔口乡白渔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采访时，居住在这里的80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诗经》中《关雎》民歌。 在房县，人们还用《诗经》里的《蓼莪》民歌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80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说，在自己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5.通过诗经看中国传统文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首钟情男子最爱吟诵的《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作品竟然在偏远的小山村流传，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披览《郡志》，知房为尹公故里”。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发现，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 专家们在这次挖掘整理和抢救中发现，在房县农村还在传唱着《诗经》中的《关雎》《蓼莪》等民歌，当地的一些“待尸歌”（当地办丧事时唱的民歌）中也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句子。坚持18年搜集、整理民歌近2000首、百万余字的当地干部张兴成专程录音了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60岁村民邓发顶唱的“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不论走到哪都爱唱几句《诗经》中的有关民歌。 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告诉记者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其歌词是：“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当时在编辑《房县民歌集》时，由于受当时思想的束缚，有些此类民歌就没有被收录进去。 记者到房县榔口乡白渔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采访时，居住在这里的80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诗经》中《关雎》民歌。 在房县，人们还用《诗经》里的《蓼莪》民歌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 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80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说，在自己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6.古典诗词与中国文化古典诗词与中国文化 一首古诗或者古词，它是一个生活在古代某个时期（具有一定的制度的制约）[ 作者受制度文化的影响]的一个特定的人在某个状态（或思想情绪）[文如其人 受精神文化的影响]之下用纸笔（或者口吟、题壁）写（演唱）[受物质文化条件的影响]出来的。【一般、笼统的说】 具体地讲，近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包括古典诗词是在这一个漫长时间段的古代文化的影响之下产生，并且流传至今。三千年的华夏文化不断发展演变，像上面一节谈的，仅鸦片战争到五四（不到八十年），就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变化，而要把握三千年，谈何容易？ 但千年巨变也不过一百多年前的事，在列强瓜分之前，除了王朝更迭之际以外，中国社会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文化的延续性像有人所说，是超常态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一成不变。由于大陆性封闭结构的地理环境，造成长久的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自汉朝迄清末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凝固格局。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及其礼义学说，一直到五四激烈冲击之际，还有林纾、王国维等人以生命相护卫，你说中国文化在几千年之中会有多么大的变化？春秋年代产生的最古诗集《诗经》一直到《儒林外史》作者写《诗说》，仅对其中篇章发表个人的一点新见，还有当时的才子佳人书名著《好逑传》根据它谱写了一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风雅颂，几千年后照样发挥经典的垂范作用，你说中国文学没有沿袭老祖宗的遗传？ 总之，在风云变幻的历史的演变之中的中国文化、古典诗词又保持着它超稳定的不变之势。 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诗人们按照孔子“思无邪”的诗教，在“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的原则下，写了无数符合儒家修身治国规范的诗词。由于儒家是入世的实践哲学，因此秉承这种思想的文士常常在作品中流露奋发向上、为国出力的抱负，如杜甫的“立登要路津”，边塞词中“燕然未勒归无计”。孔子的民本思想促成苏轼、陆游等作家创作大量同情民生疾苦的诗作。 三教合流又是中国因地广人多、为和谐的目的而出现的文化现象。于是打上儒家之外的道家、佛家色彩的诗词也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