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诗经·大雅·崧高 崧高维岳， 骏极于天。 维岳降神， 生甫及申。 维申及甫， 维周之翰。 四国于蕃。 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 王缵之事。 于邑于谢， 南国是式。 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 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 式是南邦。 因是谢人， 以作尔庸。 王命召伯， 彻申伯土田。 王命傅御， 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 召伯是营。 有俶其城， 寝庙既成。 既成藐藐， 王锡申伯。 四牡蹻蹻， 钩膺濯濯。 王遣申伯， 路车乘马。 我图尔居， 莫如南土。 锡尔介圭， 以作尔宝。 往□王舅， 南土是保。 申伯信迈， 王饯于郿。 申伯还南， 谢于诚归。 王命召伯， 彻申伯土疆。 以峙其粻， 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 既入于谢。 徒御啴啴。 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 不显申伯， 王之元舅， 文武是宪。 申伯之德， 柔惠且直。 揉此万邦， 闻于四国。 吉甫作诵， 其诗孔硕。 其风肆好， 以赠申伯。 2.《鲁诗》是什么〖鲁诗学派〗创始人申公，名培，申公时期，鲁地（今山东南部）人。申公少年时与刘邦四弟刘交从师齐人浮丘伯学习《诗经》。汉初，申公以弟子师浮丘伯曾在鲁国南宫见过刘邦。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封刘交为楚元王。楚元王就职王国后，用申公为中大夫。吕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派其子郢客与申公向浮丘伯学习《诗经》毕业。文帝时，闻申公研习《诗经》最精，授官博士。楚元王喜欢《诗经》，诸子皆学《诗经》，申公从此给《诗经》作传，号称《鲁诗》。楚元王卒，郢客继立为楚王，命申公作太子刘戊的老师。刘戊不好学，对申公的要求感到厌恶。刘戊继立为王以后，与吴王沟通谋反，申公等深阻，刘戊不但不听反而把申公等拴系起来，穿上赭衣，于市上举杵舂米。申公感到羞愧，回归故里，以教书为业，弟子达一千多人，其中知名者有王臧、赵□、孔安国、周霸、夏宽、鲁赐、缪生、徐偃、阙门、庆忌。申公讲学，不仅传授《诗经》，还传授《春秋》。 申公的弟子瑕丘人江公也都能传授，江公的弟子非常多。申公的弟子们如江公和鲁人许生、免中徐公都谨守申公学说而教授。韦贤拜博士大江公和许生为师研习《鲁诗》，后因教授《鲁诗》，号称邹鲁大儒。韦贤传其子韦玄成，玄成参加石渠阁论辩。韦玄成及其侄儿韦赏传授《诗经》给哀帝。由此鲁诗学派中有了韦氏学派。王式字翁思，拜徐公和许生为师，弟子有张长安、唐长宾、褚少孙。后来张、唐、褚都官拜博士，由此鲁诗学派中又有了张氏学派、唐氏学派和播氏学派。张长安侄儿张游卿传授《诗经》给元帝；张长安的弟子许宴为博士，从此《鲁诗》张氏学派中又有了许氏学派。薛广德也是王式的学生。薛曾以博士资格参石渠阁辩论。薛广德的弟子有龚舍。 3.诗经中十五国风,周南风的特点诗经分为风、雅、颂；风主要是各国民间的诗歌像秦风无衣这样的，雅有小雅、大雅，是贵族宫廷诗歌、颂主要是祭祀用的诗歌 附：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kuài〕、曹、豳〔bīn）） 《诗经》风、雅、颂的分类，主要是从音乐入手。 风，即乐调。《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见楚囚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 ……乐操风土，不忘旧也”。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国风，即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周南》、《召南》列于国风之中，应是两个地方的土乐，但其命题不同于其它国风。 于这一点，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明言：“南，乐歌名也。” 当代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说：“南是南方的民歌。……这个‘南’字，不但指方向，也是乐器名（就是‘ ’字）”。 我们一般认为“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它国风的性质一样，但既然如此，为何其名为《周南》、《召南》而不是《*风》呢？ 据史料记载分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和召公姬是分陕而治的。姬旦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姬奭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 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注：周南、召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 既然是诗乐，那就是南音了。因而，《周南》、《召南》可以说是《周南风》、《召南风》的省称。 “二南”作为南方民歌，其地域性还可以从十五国风整体的地域特征来作进一步的论证。十五国风大都是流行各地的土风歌谣。 不过，纵观全局，却不见有“楚风”，似乎不曾辑有楚地歌谣，古人因此以“楚风”“不得与十五国风并录于《经》而为楚憾”。实际上，这“二南”民歌也就是楚地歌谣。 《周南•汉广》毛传即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流域。”这说明《汉广》就是江汉流域的诗歌。 元人祝尧在《古赋辨体》中也说明：“江汉皆楚地，盖自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清人何天宠则进一步强调：“楚何以无‘风’，后儒以为删诗不录‘楚风’，非通论也。” 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 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而《诗经》对于产生于楚地的《周南》《召南》在编定时为何不标明为“楚风”呢？其原因可能是楚国在西周初年尚且是江汉流域一个“土不过同”的小邦，至春秋中叶方壮大到据有整个江汉流域乃至半边天下，因而，周朝乐官在编订《诗经》之始，就只是将这些南方歌谣加以编订而分称为“周南”“召南”，并且在《诗经》最终成书时也一直沿用这一称呼而未作修改。 以上从地域位置对《周南》《召南》的地域特色作了分析，下面再来看诗歌的内容。 《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 “二南”共有诗歌25首，其中较多的是用于祀典或礼俗活动的仪式歌，这是因为春秋中叶以前南方楚地远没有中原那样开化，民风朴野，其俗尚尊鬼神且好祠的缘故。《周南•桃夭》，就是一首古老的礼俗活动的仪式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蒉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古往今来，解说《诗经》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婚姻情景、祝贺女子出嫁的歌谣。 其实从原始歌谣的产生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首祝福歌谣最初应是一首祀典祭歌，可以说是“一首以桃为图腾的群体的祭祀礼辞”。（注：张岩.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失误.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而桃，作为一种“图腾”是完全可以考证的。 图腾主义的起源和母性崇拜是分不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妇女受到尊重与崇拜，其生殖、蓄衍关系到整个氏族的生存，而对“生殖”却是充满着神奇和神秘，这便是妇女受崇拜的原因。 妇女怀孕的原因是什么，无从解释，于是妇女们自己也觉得这是由于某种机会，遇到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无生物，无意间有动于心便使自己怀孕了。因此生下的婴儿，便以这种物体命名，而名与实是不分的，这物件便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 孙作云先生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所谓图腾，就是原始人所崇拜的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神物是他们的祖先、保护者。”也就是说，作为图腾，一般具有生殖、崇拜、保护等要素。 《桃夭》三章歌辞的前两句，都是对桃的热烈礼赞。而桃在先秦时代是江淮流域常见的生长茂盛的植物，与楚地先民的生活十分密切，也被当地的人们所崇拜。 据《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4.什么是（毛诗）和（毛诗序）诗经》，作为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共 305 篇，经孔子删定，并教习弟子，后大行天下，流传于世。 不可否认，《诗经》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其之所以能够流传今日，毛亨、毛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书·艺文志》、东汉郑玄《诗谱》、《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等书记载 ： 至战国初期 ，研究讲习《诗》者 ，有齐人辗固、鲁人审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 “毛亨著有《毛诗正义》于其家 ， 河间献王得而献之。”毛亨将《毛诗正义》传授给毛苌 （ 据现在有关学者考证推断 ， 毛亨与毛苌为叔侄关系 ） 。 三国时期吴人陆机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 ：“孔子删书授卜商 ， 卜商为之序 ，以授鲁人曾申 ，申授魏人李克 ， 克授鲁人孟仲子 ，孟仲子授根牟子 ， 根牟子授赵人荀卿 ，卿授鲁人毛亨 ，亨作《诂训传》 ，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 ，苌为小毛公。”而唐代陆德明著的《经典释文序》中有不同记载 ：“徐整云 ： 子夏授高行子 ，高行子授薛仓子 ， 薛仓子授帛妙子 ， 帛妙子授河间大毛公 ， 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 ， 以授赵人小毛公。” 综合史书、方志、文物、古籍、传说等方面的考证 ，可以肯定的是 ，在河间的儒家学者中 ，毛苌以研究《诗经》最为著名 ，并被刘德授予经学博士。毛苌所讲的《诗经》，世称《毛诗》。 自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后 ， 学毛诗者渐盛 ，其他三家先后失传 ，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 ，即是由毛亨、毛苌流传下来的 《毛诗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诗论的总结。 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毛诗序》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 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毛诗序》出于汉儒之手，与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融洽的，因而“诗言志”正逐渐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而被经学化。不仅如此，《毛诗序》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比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表述，在这里“志”与“情”的关系与内涵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但《毛诗序》认为它们是可以统一的。 抒情之说，早先主要用在乐论之中，序文关于抒情观点的表述可以说袭自《荀子·乐论》或《礼记·乐记》。可知，序文的诗论中还留着许多乐论的因素，是因为它仍然是基于诗与乐的紧密相关性来认识诗的本质的。 正因如此，《毛诗序》才汲取了乐论中的抒情说作为先秦以来言志说的必要补充。如果联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整个发展史，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补充是多么有意义。 其次，《诗大序》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的社会作用。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 序文已认识到这种教化作用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不过，序文将情感作用（如“动天地感鬼神”云云）与社会作用都夸大了。 由于诗歌被视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在《毛诗序》看来，《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对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如以“后妃之德”解《关雎》，这就未免牵强附会。同时，序文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对诗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 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与序文的观点是相通的。 再次，序文提出的“六义”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后人对“六义”的具体解释不同，却大体上都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而赋、比、兴是诗的写作手法。文中没有对赋、比、兴作具体的解释，却为后来的诗歌刨作论提供了极富启示性的一组范畴。 序文对风、雅、颂作了重点阐发，其间所贯穿的浓厚的政教意味与全篇的基调是一致的。文中提出“主文而谲谏”，要求诗歌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这显然是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另一种表述。 不过，这一要求与艺术创作要求委婉含蓄却有相通之处。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在指出诗歌的抒情特征时，更进一步要求情感抒发严格接受儒家道德教义的规范。 这一观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也很复杂。 总之，《诗大序》不仅仅是一种总结，对后来文学观念的发展，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这种影响很复杂，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毕竟构成了儒家诗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5.《诗经》、《楚辞》、《汉乐府》、《建安诗》、《南北朝民歌》、唐诗经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楚辞 离 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 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道夫先路 昔三后之纯粹兮 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 岂维纫夫蕙茝 尧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 夫唯捷径以窘步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馋而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唯灵修之故也 初既与余成言兮 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兹兰之九畹兮 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 杂杜蘅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 愿俟时乎吾将刈 汉乐府 《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建安诗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⑵解忧？唯有杜康⑶。 青青子衿⑷，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⑹鹿鸣，食野之苹⑺。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⑻？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⑼，枉用相存⑽。 契阔⑾谈？⒃，心念旧恩⑿。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⒀，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⒁ 周公吐哺⒂，天下归心。 北朝民歌 【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