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诗经的论文,1000至2000字左右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 2.如何才能读懂《诗经》阅读《诗经》，我们能获得美的享受。 诗歌的美不仅体现在内容上，而且体现在手法与节 奏上6古人说《诗经》有“六义”，即风、雅、颂与赋、比、兴。风、雅、颂是诗的性质、体 制上的分类，赋、比、兴则是诗的创作手法上的分类。 朱熹《诗传纲领》云：“赋者，直陈其 事；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 ”“赋”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为比， 喻其情事；“兴”是托物兴起，抒写情意。 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这一章，以河洲上雎鸠之关关而鸣以求其偶为比，以兴起后二句所赋的淑女、君子之为佳 偶，这一类诗是“兴”的作法。 《诗经》中的诗以四言诗为主，但也有例外。《郑风•缁衣》云：“缁衣之宜兮，敝，予 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敝”和“还”是一言的。 《小雅•祈父》云： “祈父，予王之爪牙。” “祈父”是二言的。 《召南。江有汜》云：“江有汜，之子归，不我 以。 If我以，其后也悔。”前四句都是三言的。 《召南•行露》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 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都是五言的。《小雅•十月之交》的“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八言的。 但以全部《诗经》而论，终以四言诗占绝大多数。《诗经》中也有“兮”字调，如 《周南•麟之趾》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则每章末句用“兮”字；《召南•摞 有梅》的“标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则间一句用“兮”字。以全部《诗经》 而论，虽然“兮”字调只占极少数，但还是可以看出由《诗经》增变到《离骚》体的“兮”字 调的痕迹来。 3.浅谈《诗经》的几点思考《诗经》是儒家进行德教的一个基本典籍，诗是与乐相伴而生的，乐是来配合咏诗的，但是经过大浪淘沙，《诗经》流传了下来，然而《乐经》不见踪影。 一、诗与乐的关系 《隋书经籍志》云：“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日谏为谤，故诵讥恶，以讽刺之。 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凡古诗必歌，用歌唱的形式将自己所想表达出来，即为乐趣所在，所以《孔子诗论》中才有“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一说。 《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所以古代才有四处采集诗歌的官员，是帝王了解各国风俗、认清自身的得失的一种途径。 从诗的产生原因中可以看出诗的产生与乐相随。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交际频繁，期间的外交家常常引用诗歌用来加强外交辞令，更加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是因为诗歌言语的生动含蓄，使之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从而导致了诗脱离乐的存在形式，进而诗歌逐渐独立的被人们所使用。乐在先秦时期也是六经之一，但是由于乐的传承主要是靠乐官传授，是不需要通过书写下来教授的，正是由于乐的传承的特殊形式，记载诗谱的乐经在西汉时期不见踪迹，只保留了乐理以及乐理思想于其他文献之中。 因此可以说，乐经的消失有两个原因，一为乐自身传授的形式，二为诗经可以脱离乐而存在。二、从“诗”到“诗经”与今本《诗经》经纬，先经线后纬线，经是根本，所以从“诗”到“诗经”的转变，说明诗经的成为了一个经典，也成为了古人必修的课程。 《诗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是周代社会的生活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夏、殷已上，诗多不存。 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续，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 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至秦，独以为讽诵，不灭。” 直到西汉初期，儒学渐渐兴起，传授《诗经》的各种学派也相继而起。“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 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 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 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 先儒相承，谓之毛诗”。三家诗都采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所写，属今文经学派，金文学派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居于主导的地位，立于学官，但是三家诗并没有共同遵守传授的书籍，到东汉时还在写章句。 与三家诗对立的就是古文经学派，毛诗学派，用篆文书写，这种古文经在民间广泛传布。《经典释文》说：“《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上述所说“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与《经典释文》等书籍中记载有出入。《经典释文》说：“《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王大毛公，毛公为《诗训诂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 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清《四库提要》云：“《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 《后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苌传诗，隋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然据郑玄《诗谱》、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苌也。” 三“四始” 毛诗大序中四始的顺序与论诗中的顺序是不同的。《毛诗大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竹书第五简云：“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氏（是）也。 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 孔子曰：“《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申而绎，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 《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对者也，衰矣，小矣。《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欲焉，大敛财焉。 其言文，其声善。”孔子划分四始以德的大小为依据，颂、雅、风依次从平德、盛德、小德到无德。 平者，正也，而平正之德正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堪称德的最高境界。而《诗经》所言则从颂开始，说明，在教授诗经过程中，孔子注重循序渐进的方法，这也给我们今天的教授有所启发。 4.举例分析诗经中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法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 说行天下：小说网站上千个，总有一个适合您. 说行天下。 5.写一篇一《诗经》为主的论文木瓜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 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倘若据此便认为《抑》的传诵程度也比《木瓜》要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稍微作一下调查，便会知道这首《木瓜》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 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 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 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 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 平心而论，由于诗的文本语义很简单，就使得对其主题的探寻反而可以有较大的自由度，正如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小它的外延越大，因此，轻易肯定否定某一家之说是不甚可取的。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本诗，将其视为一首通过赠答表达深厚情意的诗作。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 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 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 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我们不妨说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 “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 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显然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 子衿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全诗三章，采用倒叙手法。 前两章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 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望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第三章点明地点，写她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 近人吴闿生云：“旧评：前二章回环入妙，缠绵婉曲。末章变调。” （《诗义会通》）虽道出此诗章法之妙，却还未得个中三昧。全诗五十字不到，但女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焦灼万分的情状宛然如在目前。 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在于诗人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诗中表现这个女子的动作行为仅用“挑”、“达”二字，主要笔墨都用在刻划她的心理活动上，如前两章对恋人既全无音问、又不见影儿的埋怨，末。 6.《诗经》一共包括多少篇《诗经》又称“诗”或“诗三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 全书收录了自西周初年 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前6世纪）500多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其中的6篇有题目无内容，称 为笙诗。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先秦时称“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 汉代传授 《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 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韩诗外传》。毛诗盛 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重要的注本有《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 传笺通释》、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今人陈俊英的《诗经释注》。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6首笙诗：南陔、白 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方便，就称作“诗三百”。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 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 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如今世上只剩外传10卷。 至于当今世上流传的诗 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 。 7.你知道《诗经》吗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相传春秋中叶，孔子编定《诗经》 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分为15国风共160 篇，大部分是民歌，质朴自然，文学价值最高；“雅”分为“大雅”和 “小雅”，共105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 主 要产于黄河流域，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等省。主 要描述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有反映徭役赋税给奴隶带来的苦 难，有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和讽刺，还有关于周代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记录等。 《诗经》大部分的诗可以入歌，可惜诸多好听的歌曲都失传了， 只有《关雎》尚有谱调可唱。 8.诗经简介诗经百家别解考 作 者：刘毓庆、张 儒等编著 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价 格：不详 出版时间：2002年9月 简介： 自从《诗经》诞生以来，对它的解说、疏理就未停止过。 后人的这种释解，可分为两大类，即正统的官方的解释和非正统的民间的解释（也即“别解”）。由于种种原因，“别解”不太为人重视，但其中所蕴藏的真知灼见却是无法抹杀的。 编著者有感于此，以《诗经》原诗为条目，将历代所有的“别解”分门别类系于条目之下，看似简单的劳动，寄寓着治学的功力，也潜藏着无限的价值。 诗经楚辞汉乐府详解 作 者：靳极苍著 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价 格：不详 出版时间：2002年9月 简介： 本书是靳极苍先生多年来研究诗经及汉魏六朝诗的成果，其中对《诗经》、《楚辞》两大诗作的解释分析，探幽发微，解惑论述，是理解先秦文学的精典之作。 9.论诗经中的战争篇战争与徭役为主要题材的叙事和抒情诗称为战争徭役诗，这类诗大概有30首。战争与徭役在作品中一般被称为“王事”：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小雅·采薇》）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唐风·鸨羽》）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小雅·北山》） 参加战争和徭役，是周人必须履行的义务。战争徭役诗的主旋律：由于周人重农尊亲，所以从总体上看，战争和徭役诗，大多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含有较为浓郁的感伤思乡恋亲的意识。从而凸现了较强的周民族农业文化的心理特点。《诗经》反映战争徭役有两种情况： 其一、对周边民族的抵御与进攻（积极防御）。自西周建国，不断受到外来侵扰，北方的玁狁（戎狄），东南的徐戎、淮夷，南方的荆楚。这些部族尚处于游牧阶段，未进入文明的门口，文化水准的差异及对子女财帛的垂涎（xian），使他们对农业为主体的较为富庶的周民族发动进攻。于是就有了战争诗。《小雅·采薇》《秦风·无衣》（与玁狁）《大雅·常武》《大雅·江汉》（与荆楚）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 其二、对内镇压叛乱的。武王灭殷之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国，并让管叔、蔡叔、霍叔监督武庚。武王死后，周公当政，武庚、管叔和蔡叔及徐国、奄国相继背叛，周公率兵东征。经历了三年的激战，最后平定了叛乱。如《豳风·东山》。《豳风·东山》反映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我”久征不归，现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要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我”的归来。遥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美好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美好？这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婚恋诗。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