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禅宗与宋词唐诗王安石《雨霖铃》：“本源自性天真佛，只些些，妄想中埋没。贪他眼花阳艳，谁信道，本来无物。一旦茫然，终被阎罗老子相屈。便纵有，千种机筹，怎免伊唐突。”认为尘世间这些追求，转眼成空，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佛教思想。 黄庭坚《渔家傲》下片：“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叶亲分付。只履提归葱岭去，君知否，分明忘却来时路。”词中所写菩提达摩在中国传佛情况，直如一部禅宗发展简史。 苏轼《西江月》下片：”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信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似梦。“表现了作者的佛教人生观。 欧阳修的《蝶恋花》中有名句：“帘外无风，花影频移动。”金圣叹评曰：“九个字，看他何等清真，却何等灵幻！……呜呼，善填词者必皆深于佛事者。只一花影，皆细细分别不差，谁言慧业文人，不生天上哉？“以动写静，这正是佛教所追求的。金圣叹的评论道出了佛教对欧阳词的影响。 2.禅宗对唐宋诗词有什么影响唐朝时六祖慧能继承禅宗五祖的 衣钵之后，对禅宗佛教的宗教仪式、佛 性理论、修行方式等等进行了一系列较 为彻底的改革，逐步实现了佛教的“华 化”并播扬于全国。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 在慧能所提出的“即心即佛”、“无念 为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等禅学主张。唐朝是中国禅宗的兴盛时 期，对唐代士大夫们的思想、审美观、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到宋代以后， 由于复杂多变的时局，使禅宗进一步广 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 活及其诗文创作、美学理论。因此， 唐宋时期禅宗思想的发展，带来了当 时文人审美态度、审美要求、审美情 趣的巨大变化，使他们的诗歌及其艺 术理论带有浓厚的禅学意味，形成为 诗禅之说。 “以禅喻诗' 诗”风行一时。 3.禅宗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仅以唐诗为例就应运而生不少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唐代（惠能）王维的禅诗与习禅后人常说的"诗禅一致，等无差别"。 诗情、诗思与禅趣、禅机本来就容易交融。特别是到我国唐代时期，受社会诗歌繁荣风气的影响，禅僧们在开悟、示法以及一般商量问答时都常用诗偈。 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禅与文学的紧密联系。从诗歌创作上看传统上的"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 但不论是言志还是缘情，都用的是心灵的语言，因而从一种意义上说，禅宗"见性"理论必然影响到诗坛。王维的习禅与禅诗中国禅宗具有浓厚的文学性质，在禅宗文献中饱含相当多的文学成分，可以说，禅宗的发展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相互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文学中的禅，这在中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独特的、重要的表现。中国禅宗文化更鲜明的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 禅宗的理论核心是"见性"说，即众生的自性本净，圆满具足；间自本性，直了成佛；只需"自身自性自度"，不需向外驰求。这是自部派佛教"心性本净"说和大乘佛教"悉有佛性"论及"如来藏"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佛家心性学说与中国传统的人性论（主要是儒家的"性善论"）相融合的产物。 禅宗的这一理论思想必然与文学结下不解的渊源。其实，就正如后人常说的"诗禅一致，等无差别"。 诗情、诗思与禅趣、禅机本来就容易交融。特别是到我国唐代时期，受社会诗歌繁荣风气的影响，禅僧们在开悟、示法以及一般商量问答时都常用诗偈。 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禅与文学的紧密联系。从诗歌创作上看传统上的"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 但不论是言志还是缘情，都用的是心灵的语言，因而从一种意义上说，禅宗"见性"理论必然影响到诗坛。唐代创作自出唐到盛唐逐步繁荣，形成了百花竟盛的局面，这与禅宗的发展暗相呼应，表明二者在思想背景上有共同之处。 盛唐诗人中热衷于禅的不在少数，如王维、杜甫、李白等。他们无论是在诗人习禅还是从诗禅结合上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当然他们的表现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唐诗人杨巨源的诗中说：扣寂由来在渊思，搜奇本自通禅智。王维证时符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 唐人早已看到了禅对于王维、杜甫创作的巨大影响。在中国诗史上，王维是以"诗佛"著称在他生前，友人就评价他"当代诗匠，又精禅理"。 "似禅"、"入禅"乃是后人评价他的诗歌的话头。在盛唐繁荣的诗坛上，王维诗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而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对当时及后代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维的少年时代，正是"东山法门"在中原兴盛、广为流传的时期。其母崔氏，"师于大照禅师三十余岁，驰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 母亲的对他的影响是很深，且在他的友人中多有和当时的禅师有紧密联系的，如裴迪、崔兴宗更是与他一起习禅的人。王维热心习禅，与他的个人遭际和个性都有关系。 他生逢"开元之治"，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有志于一自己的政能才干效力于当时。这种豪情壮志，在他早年写的意气风发的作品中时有展现。 但他的仕途很不顺利，特别是对他有提拔知遇之恩的著名宰相张九龄的罢相（开元二十四年736），给他很大的打击。他"中岁颇好道"（《终南别业》）。 四十多岁后热衷于参禅习佛。他表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到空门去寻求寄托。 他的性格又比较软弱，不那么坚定的执着于原则，后半生选择了亦官亦隐的道路。其实，他取号"摩诘"，显然是表示对维摩诘居士敬仰。 《旧唐书》本传说他"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差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 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在《山中寄诸弟妹》中也说到"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 他所结交的许多时后来所谓的"禅门"中人。由上可以看出，王维在新兴禅宗形成为强大的社会潮流的时代背景下，受到了强烈的影响。 促使他用禅宗的思想见解去领悟生命，感悟社会动态。现在有很多观点认为，禅宗的影响表现在王维诗中主要有三个方面：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 其实严格分析起来，第一个方面并非王维的独创。因为，自六朝以来有许多以佛教为题材的诗已多用禅语。 这种诗多用玄言诗的写法。只能说王维也有这方面的创作。 但是表现呆滞，但没有什么艺术性。如这首《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我现在只抄录一首详作观之：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 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 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 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四达竟何遣，万殊安可尘。 胡生但高枕，寂莫舆谁邻。战胜不谋食，理齐甘负薪。 予若未始异，讵论疏与亲。这首诗从内容上来说具有了禅宗的新观念，但是开头说有了妄念，才执着于有我；如果这样来看五阴、十八界，那么就法、我两空了。 这还是传统的大乘佛教的观点。但是下面说的，有了"我"就有了人我的主宰。 如执着"空"肯定是一个外境的实在，所以，"洗心"、"悟道"正是一种迷妄。然而，尽管这首诗有这样的新鲜思想，但是表达上却只是用禅语讲道理，。 4.谁能提供禅宗对唐诗影响的有关资料啊 急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至唐代的几百年间，充份与中国儒道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份。 唐世佛教之盛，宗派之多，佛典繁浩，僧侣无数已是唐代士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早在初唐，宋之问贬衡阳就曾到韶州参谒六祖慧能，有《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一诗。 （《全唐诗》卷51）盛唐王维号称“诗佛”中岁好佛，宴坐蔬食，有《能禅师碑》一文，为研究慧能重要史料。（《全唐诗》卷128）裴休一生奉佛，公余之暇与僧人讲论佛理，曾迎黄檗希运禅师至州治的龙兴寺，有《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一文。 （《册府元龟》卷927总录部·佞佛）即使以道、儒著称的诗人李白、杜甫，也有习禅之举。 由於唐代文士普遍有习禅风气，因此以禅语、禅、禅典入诗的情况相当多，这种以禅学内涵或语言入诗的情形，后人统称之为以禅入诗. 禅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中唐之时，禅悦之风风靡士林，一大批文人领袖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均与禅僧过往甚密，“或师或友”。 在禅宗受到士大夫们狂热礼赞之时，中唐诗歌也出现了深刻变化。“诗到元和体变新”，“诗到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这个“变”是变“雅”为“俗”，“就世俗俚浅事做题目”，经俗事，绘艳色，以“遣时日，销忧懑”。 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到创作目的，整个诗坛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倾向，传统儒家文学所强调的诗的典雅庄重的品格被淡化乃至消失了。 盛唐时，杜甫、顾况等写有一些通俗化作品，但杜甫、顾况的通俗化主要源于社会变迁中纪实题材表达的需要，“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观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知其世，”并非是对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 中唐诗坛在通俗化审美倾向方面则有了高度发展，文人之间以俗趣相尚，如元祯《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老阴听话移。”句下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或审美思潮的变化往往直接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中唐诗坛之所以走向“俗化”，呈现“俗”的风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一时期创作主体的在审美追求上倾向“以俗为美”所造成的。 而禅宗，一般认为其代表了佛教的世俗转向，它抛弃经典仪轨，教义朴素，“行往坐卧，应机接物皆是道”，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成佛理想，把出世之佛完全变成了世俗化的佛教。禅悦之风既然风靡此时的士林，那幺，禅宗的世俗化特征必然会对士大夫们的思想产生影响并在其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 白居易是唐王朝盛衰转型期新兴庶族的诗歌大家。在他身上，醒目而自然地混合着功利的、道德的、肉体的、享乐的、宗教解脱的等等各种层次的人生追求，这使他成为一个真正能代表士人实际精神面貌的诗人典型。 我们以白居易为例看看禅宗人生观如何与中唐士人们的生活、创作相互协调。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几类，这表明他清楚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努力在外在政治和内在精神世界之间进行协调。 白居易任左拾遗时，曾激烈地以诗干政。中唐士大夫并非没有政治抱负，他们身上因袭着儒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希望从根本上参与对政治法律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整治，以图重振国势，实现中兴之梦，因此，他们也曾积极地干预现实，锐意进行改革。 这一点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写民生疾苦，“救济人病，裨补时厥”的讽谕诗的创作。然而，改革并不顺利，政治的腐败没落，不仅使他们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反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频遭挫折和打击，“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同时被贬为偏远之地的的司马，饱尝迁谪流离之苦。 白居易自己也因武元衡事，被贬为江州司马，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封建官僚所能做的只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老实承认自己只是行政机器中的一员。政治生活方面已固定了一套行为准则，个人精神生活方面还苦苦寻求出路，即个人存在的意义问题。 原来用以说明个人存在意义的政治秩序、社会理想，现在都变成了与个人存在不相干的东西，个人存在的意义只能向自身寻求答案。佛教恰恰是以生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的生命解脱为根本旨归。 禅宗认为人的本性是清净光明的，将生死解脱归结为人的本心自性的觉悟。人之所以不能超脱、自由，在于“目前有物”，用知解、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 在禅宗这里，强调了对人的“自性”和对世界真存面貌的追求，人生态度就不是为出世而消极的随缘说法，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态入世，以平常心为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平常心是道”是马祖道一提出的，白居易或师或友的惟宽、智常、如满都是马祖弟子。 《旧唐书·居易传》说：“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平常心是道”所蕴含的忘却世情、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已成为白居易人生观的构成因素。白居易用“平常心是道”来平息内心的焦灼与矛盾，泯灭外求的欲望，卸下心上的重负，“还原”自己普通世俗人的“本来面目”，以把。 5.禅与中国诗的有关系么禅宗于唐代确立，就在当时诗人中产生广泛影响，诗和禅开始建立了联系。于是，也就出现了好以禅入诗，在诗中表现禅理禅趣的诗人。王梵志（约590—660）是个有名的代表人物。他的诗见于敦煌残卷，传世的已非原貌，数量也不多，但影响甚大，被称为梵志体。其诗，有五言，也有四言，多半类于佛家的“偈（印度佛教经典在一段散文之后的简短的韵文结束语）。其内容多为阐释佛家教义，以浅近语言劝人为善，如“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也进行果报教育，如“布施无边福，来生不少粮”等。按梵志即信仰佛教而不出家做比丘的居士，因此，有人把王梵志置于唐诗僧之首。他的格言诗受到王维的赞赏。中唐时期的寒山子也写过不少模枋梵志体的诗。唐（中晚唐）、宋、元三代高僧；大德的禅偈，也是梵志诗的变体。甚至宋代理学家的诗也有仿作的痕迹，在二程、朱熹、特别是邵尧夫的诗中都可得到印证。 禅师为诗，主要是实现了禅对诗的渗透，在诗中表现他们对世界的观察、思考和理解，从而赋予诗以内省功夫，以及由内省带来的理趣。这样，中国诗固有的冲和恬淡的艺术风格就取得了重要地位。唐代，一批包括诗僧在内的山水田园诗人崛起并汇成诗派，是事出有因的。自宋以降，凡是隐迹山林、托足岩阿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有些表现得淡远有味，乃至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禅的浸润。直至近代，仍是如此。这类实例，随处皆有。可见，禅与诗的关系不仅由来已久，实在还是相当密切的。 禅与诗的融合，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禅喻诗.宋诗人严羽作《沧浪诗话》，把诗分为汉魏晋盛唐、大历以还、晚唐三个等级，以比附禅宗的大乘、小乘、声闻辟支果三个等级。学诗，他主张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这正是禅宗“取法乎上”的精义。在学诗的方法上，他主张“妙悟”，并注重诗的意境和韵味，强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也与禅宗注重“顿悟”与妙造自然相吻合。《沧浪诗话》论诗，运用了禅理和禅语，而且成为诗话的一大特色，予后世以启迪，并为清代的“神韵”、“性灵”之说开先河，使得某些诗人的作品也随之而带有禅味了。宋吴可有论诗之作，其中一首曰：“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浦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说明诗理与禅理自有相通处。学诗与参禅一样；经过一番竹榻蒲团的修持功夫，便可超越雕章琢句阶段而达到洞明透彻、纯乎自然并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另一种禅与诗融合的方式是以禅入诗，即直接引禅语入诗。如苏轼《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按此诗来自《楞严经》；“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琴作为乐器，声是固有的，但若非手指拨动，终究发不出来。此即禅家所谓明镜之台，仍须时时勤加拂拭也。亦即上面提到过的内省功夫。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曾有所反映。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句中的“返景”，“复照”，看似写出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之景，其实正好拓展了诗的意境——返照，体现了禅家极重视的内省功夫。又如他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深林人不见，明月来相照”等诗句，都含有浓重的禅味，达于物我两忘的境界。与王维同时或较晚的诗人，如李白、储光羲、韦应物、白居易等，其诗也曾受到禅的影响，仅仅是数量有多有少，程度有深有浅罢了。到了宋代，以禅入诗，蔚为风气。诗人与高僧为友，论诗谈禅，互相切磋，互相启发，诗情禅理.各臻其妙。如苏轼与佛印的交往，留下不少佳话。苏门弟子如黄庭坚、陈师道等都曾结交方外之友。禅师工诗，诗人参禅，历久而不替，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清末。如八指头陀、弘一（李叔同）、苏曼殊是近代诗僧的佼佼者。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禅诗本是禅和诗结为一体的产物，它的出现，却给中国诗注入了新的内容，使高僧、大德获得了新的谈禅的形式，使诗人获得了新的艺术表现力，创造了新的意境、韵味，诗也更加多姿多彩，更加耐人寻味了。因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禅诗的作用还是应当肯定的。当然，禅诗有时也容易流于枯燥，它的谈理缺乏形象化手段，也往往会导致脱离现实生活，不过，任何诗歌作品总免不了瑕瑜互见，禅诗的负面效应当然也有，但毕竟是属于第二位的。 6.唐诗宋词与佛法关系全国政协主席**指出：“……佛教传到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的影响是比较深远、广泛的。 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佛教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是分不开的”（《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244页）。 从文学方面来说，佛典的翻译，实为中国翻译史之先河，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 佛教还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佛教经典对晋唐小说的创作，起了启迪和促进作用。 般若学说和禅宗思想开拓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诗歌创作的意境。变文和俗讲对后来出现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过很深的影响。 从艺术方面来说，现存佛教寺塔有许多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一些宏伟的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风景轮廓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碧瓦、宝殿琼楼，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景色。敦煌、云岗、龙门石窟，是人类艺术的宝藏。 佛教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许多稀世珍品一直保存至今。佛教音乐具有“远、虚、淡、静”四个特点，达到了很高的意境。 佛教典籍中保存了大量天文、医药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佛教的流传，促进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展。 关于藏语系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更是藏、蒙、傣等兄弟民族历史文化的主体。（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